社会上的文革仍旧如火如荼，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夺权之风甚嚣尘上，全国形势用中央文革的话来说是莺歌燕舞。而我们知青，既剥夺了造反的权力，又没有名正言顺的组织，在城市甚至没有立足的余地，回生产队便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
    报纸上近期更登载了中央号召知识青年重返农村，就地闹革命的通知。所有迹象都表明，农村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好在我们在农村还有自己的住房，有赖以生存的口粮，只要照常出工，一切都会回到原先的轨道。
    怀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我再次回到阔别大半年的弯里生产队。其时大部份知青都还逗留在长沙，除我之外，队上还没有回来一名知青，整座住房死牢般寂静，门前的杂草齐腰，屋后的茅房垮塌，倒是茅房草棚上几株瓜藤上结了数个硕大的老南瓜。
    一个人在这种状况下生活，将是异常艰难的。但我不想再回城市，而且经济上也没有这个能力。好在队上的社员又一次对我伸出了援助之手，纷纷邀我住到他们家去。我想这也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于是选了平时谈得来,年纪又与我不相上下的陶永根家，将摘下的几个南瓜作见面礼，夹着铺盖与贫下中农真正实现了同吃同住。
    我来到的这家只有三口人，一对老夫妇，两个女儿已经出嫁，膝下只剩一个宝贝疙瘩，那年大概有十七、八岁，在农村这就算个壮劳力了。永根的父亲社员都叫他“矮大爷”，自然是由于人长得矮小，当时在生产队放牛，一年只得二、三百工分，陶大娘在家操持家务，挣工分就全靠永根一个劳力了，可以想见生活的拮据。
    我的到来，给他家带来不少负担，也增添了不少生气。那时农村重男轻女风气盛行，家里少了男人是很被人看轻的。像陶会计家，先是生了一对双胞胎姊妹，接下来是个男孩，但他嫌一个男孩太少，又继续生，后来连生两胎都是女儿，一大帮孩子成天围着陈大姐，缺衣少食的，我们看着都替他俩捏一把汗，可他俩却走到哪山唱哪山的歌，不够吃就到生产队仓库借，反正共产党不能饿死人。到年底一算账往往还要倒找给队里，欠账只好又往下一年转，尽管这样，陶会计却总有一句口头禅：“饭少多吃菜，衣少多捆带”，那种乐天知命的化境，至今想起还使人不得不佩服。
    陶大娘家却不是这样。尽管永根还只是根嫩笋子，工分还做不到最高，“矮大爷”病秧秧的做不了工分，但靠着她的勤俭，她的精细，一家子过得倒还象模象样。来到这样的家庭，既感到了家的实在，又体验到在父母身边的亲情，我与永根更像是两兄弟，一时还真是找到了家的感觉。
    由于有了一年多的劳动锻炼，田间的农活已是驾轻就熟了。适逢晚稻收割时节，片片金色的稻田，散发出沁人的稻香，饱满的谷穗似含羞的少女般深深地钩下了头。社员们个个脸上也洋溢着藏不住的喜悦，我与社员们一道投入到紧张的秋收中，暂时忘却了不久前经历的荒唐的岁月。
    稻谷进仓后，永根要筹备婚事了。那时农村十八、九岁结婚是很正常的事。
    结婚，由男方准备房子是天经地义的。永根未来的媳妇家在几十里外的山区，那里的木材比我们这边多得多，于是他邀我同行到那边去买木材。为了见识真正的山区，也为了报答他家对我生活上的关照，我慨然应允。
    山区的景致，比起县城近郊一带有了很大的差别。只见一座座山峰，峰峰相连，沿着没有石板的山间小道走进大山，几乎就不见天日，参天的杉树、枞树比比皆是，倒在地上的朽木都有合抱粗,走十几里路见不到一户人家，费了好大的劲才走到永根的亲家母家里。这是一栋独立的木板房，间数虽多，但里面暗暗的，尤其是晚上，豆大的油灯照不到一米远，再加上堂屋地上一个火塘，夜夜不断地燃着干柴,烟熏火燎的，对面都认不清人。这里我第一次见识了一种照明用的叫“枞膏”的东西，它是枞树根部附近松油浸透了的树芯，一般都在锯倒树后留下的树根中。采集到后，劈成小条，点上火一根燃得十几分钟。后来我们带了不少回家，每天晚上点一把到水渠里照着砸鱼，大都满载而归，为此还真吃了不少火焙鱼。
    这里人家用水，比弯里还方便，俗话说“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家家屋后都有用剖开的楠竹搭接成的水槽，潺潺的清凉的溪水日夜不停地流入水缸或木桶内，喝一口真是沁人心脾。
    在这里我第一次吃到了野猪肉，吃到了野菌子。喝到了山民自己泡制的真正的虎骨酒，而且好客的山民对于我们的到来表现了分外的热忱，说是来扛树，实际变成了做客。
    永根未来的媳妇，那几天腼腆得总是躲在闺房不敢见人，永根倒是大大方方，有说有笑，只是他俩偶尔碰到一块时眼神总有点闪烁，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媒人说合的婚事，当事人又都还小，当然比不上两小无猜来得自然。先结婚后谈爱，甚至结婚之前连话都没说过这样的情形在当时可说是普遍现象，不足为奇。至于我们知青，那时谈恋爱的极少极少，连肚子都混不饱，口袋里长年没有几分钱，今后的路还不知往哪走，谁还有精力去谈什么劳什子爱啊！
    仍旧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仍旧是早出的朝阳，晚归的夕照，日子又回到了一年前。但此时的心情，既不是以前那样单纯而幼稚，又不像是颓丧和绝望，而是掺杂着茫然和焦躁的那么一种心理。就像一艘航船驶到大洋深处，却突然失去航向一样，不知道朝那个方向前行了。
    山乡沉静的夜晚，最是使人难熬。我找来一些报纸，想从中探寻到与我们知青前途有关的文章，而那一段时期报纸上有的只是号召各造反组织大联合和各省市“三结合”的革筹会成立的消息，有关知青的就是号召就地闹革命。在农村，有什么革命可闹呢？知青总不能拿日日劳作的农民来作为斗争的靶子吧。当然，农民那时也分成了三六九等，大部分晚上的会议就是拿过去的地主、富农、右派分子这些“死老虎”斗来斗去，表面看来是作古正经，真正了解他们内心，不过是应景罢了。
    譬如我们队上有一个叫李玉娴的女“右派”，她以前是个小学教师，因为嫁了个家庭成份是地主的丈夫，不知怎么就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她丈夫所在的农村——也就是我所在的生产队，变成了农民。看她人瘦瘦弱弱的，却一人带着三个半大的女儿，天天在生产队出工。她和她丈夫都是教书出身（她丈夫当时还在县中教书），却将两个大点的、正在读书年龄的花季少女（小的那个还只能算作儿童），放到生产队去出工，看着她们那稚嫩的肩膀也像我们一样挑着与她身高差不多的牛粪担子，我的心中都不忍。但在她们，如果不是出于无奈，便是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否则哪个做父母的会看着自己的女儿成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呢？本来靠工分吃饭，也就蛮可怜的。不料在那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生产队实在找不出斗争的靶子，只好拿她出气，她竟又成了挨斗的对象。每逢队上开会，拿她到会上先批斗一番成了固定的节目。白天大家在一块地里说说笑笑，晚上一个在台上，其余的在台下，变成势不两立的对立面，角色的转换竟像是变戏法一样。个别斗争的先进分子还口吐白沫，洋洋洒洒地当着众人历数她（阶级敌人）的滔天罪行。“革命”将人们的行为驯化成解读政治的不可理喻的工具，在这里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其实，我看阶级斗争在这特定的时刻，不过是人们醒嗑睡的一种催醒剂罢了。这样的会开多了，连会议的组织者都觉得无聊，散会后总还要不失时机的找由头与李玉娴逗笑几句，以示刚才的举动纯属无心。
    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利用看过的报纸，我找来一枝大排笔，半张纸一个的字，写下“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知识青年想念您”的标语，贴在宿舍的屋檐下，借以表达当时渴望再次投入火热的运动中去的想法和不甘心就此沉沦的信念。
    再后来，就利用进城的机会，到新华书店买书来看。当时的书店，可看的书少得可怜，幸好还有鲁迅的著作摆在书架上，一两毛钱一本，我立刻买来：“呐喊”、“徨彷”、“朝花夕拾”、“两地书”等等，津津有味的看起来，特别可贵的是竟买到一本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列宁传”。就是这些书，伴我渡过了那一段漫漫长夜，使我干涸的心田，流入了伟人和哲人的文字化作的汩汩清泉。从那些充满哲理的字里行间领悟到运动的起伏，人性的复杂，生活的跌宕，乃是社会的一种常态。人处其间，保持住自己的操行，坚守住道德的底线，不为外界纷繁的表象所诱惑，乃是人生的一大要义。渐渐的，平和代替了浮糙，沉静驱走了狂热。这时再看山村，看田野，置身其间，原来也有它可亲可爱之处，已经身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就让它伴着我往前走吧……
    秋风阵阵吹过，收过的田野上一片枯黄，多灾多难的一九六七年也走到了她的尽头。
    这时农村忽然刮起一股盲目的、对伟大领袖的膜拜之风，具体表现就是制作以毛泽东头像为主要图案的敬献牌。制作的原料大多是五谷杂粮，这些东西这在农村虽然俯拾皆是，但要把它们巧妙地粘结成图案那也是要花费一番功夫的。于是各生产队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不惜请来能工巧匠，慷慨地施以工分，只要制作的牌子能出奇制胜。好家伙，一时间城乡大地、男女老少都像着了魔一样，纷纷献出精挑细拣的各种豆子，按颜色分门别类，不分昼夜地、仔细地一粒粒粘贴到已画好图案（主要是各个时期的主席画像）的木牌子上。这些立体感颇强的牌子做好集中放在公社，再由公社评选出优秀者送到县里，然后组织人员轮番参观，最后还抬着这些牌子在县里组织了一次大游行，集中展示这次活动的成果。看过这次展览的人无不为民间手工的精巧而叹为观止，展出的图案不仅止于主席头像，有的还辅以延安、井岗山、天安门的造型围绕其间，组成五光十色的画面，真是蔚为大观。可惜不久这些民间工艺品就被悄悄处理掉了，原因是粮食受潮起霉，一起霉画面便惨不忍睹了，这不有损主席的形象吗？故只好忍痛割爱。我想如果以有效的防腐方法将这些制作保存到现在，说不定还是收藏界的热门呢？
    年关将近时，思乡的情愫又顽强地占据了我的脑子，回还是不回，一时拿不定主意。一年没有做多少工分，不说路费，明年的口粮在哪里还是个未知数。
    小年都过了，留在农村的少数知青总心有不甘似的天天在一起嘀咕，大家忽然记起平时开玩笑的行径，即男知青躲藏起来，由女知青站在公路边上，挥动小花手帕，这样往往能拦住疾行的货车，只要车一停，男女知青一哄而上，就轻而易举地坐上不要钱的便车。这次我们何不也故伎重演，说不定也能奏效呢，主意一定，大家分头回队上准备行动了。
    搭便车是不能多带东西的，我只背了在独立师墙壁内得到的那只军用挎包。里面放的那可是弥足珍贵的礼品——陶大娘送的十几个糯米糍粑和她家晒的一些柿饼和蜜饯（这三样东西，不仅是靖县的特产，简直可以说就是靖县的“三绝”，也不知现在还看不看得到）。
    几个男女知青轻装简从来到县城边上。先由女知青出面，拦住一辆车，嬉皮笑脸地问清楚只要是往长沙方向去的，一个手势，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家就往货厢上面爬。这次还不错，司机见我们是知青，又是赶回家过年的，二话没说就点头同意了。刚开始坐在空车厢内还庆幸捡了个大便宜，没想这是三九寒冬，司机怕也是想赶回家过年，车子开得飞快，北风呼呼地从车厢各个角落往里刮，真像刀子割肉一样，走不了几十公里，人的手脚就有点僵硬了，实在抗不住，几个人就挤在一团，相互以身体取暖。中午只停车买了一点干粮，晚饭简直就免了。汽车不停地往前飞奔，眼见得家乡越来越近，我们的身子却越来越凉，我感觉自己整个就像掉进冰窟窿里一样，从头凉到脚，从里凉到外。过了邵阳以后天就完全黑下来，此后，一直到长沙，我们被冻饿所困，整个人都处在一种麻木的状态中。
    事后想起这次冒失之旅，不但是后怕，简直就像死过一次似的。奇怪的是那么饥寒交迫，挎包内的吃食我却一点未动，全部带回家作了过年给亲人的见面礼。为此还遭到母亲的好一顿数说，不过心里倒是甜蜜蜜的。所谓亲情，大抵如是。
    年一过完，鬼使神差似的，我又想回生产队去了。轰轰烈烈闹了一年，心已经闹野了，每天呆坐在家里，胜过坐牢。出去走走吧，走到大街上四顾左右，人海茫茫，哪有我们知青的影子。其时社会上大联合已成定局，造反派们都争着在新的权力机构里分得一杯羹。听说原先造反最力的人士，那些响当当的风云人物，这时却成了阶下囚。“鸟尽弓藏，免死狗烹”的历史再一次重演。成百人的牺牲,成千人的争斗,成万人的拥戴，成就了个别人的“乌纱帽”。“革命”革到这个份上，对芸芸众生来说，差不多就是一幕滑稽的悲喜剧到了该收场的时候。
    生存，永远是人生的第一大要义。城里的工人、干部再怎么着，还有一份工资养家糊口，我们知青要是长期呆在家中，吃的却是父母的血汗。像我家，老少三代七口，四兄弟都在吃长饭的年龄，靠父母的一点工资，到月底总还要在各自单位互助储金会借钱渡饥荒。我的回家无异是雪上加霜，为了了生存，此时，摆在面前的就唯有回农村一条路了。
    尽管父母也苦苦挽留，我却义无反顾，再次踏上了返乡之途。
    回来后，仍旧住在永根家。这次心算是沉到了底，再没有好高骛远的想法，而是脚踏实地扎根农村，老老实实地修理地球。
    说来也怪，心情一变，眼前的一切都变得亲和起来。白天，永根家的柴火饭菜是那样的香甜可口，晚上，与社员们围坐在火桶边拉家常更是宠辱皆忘。劳动之余，晚上常常伴永根一道在河塘小溪边点着“枞膏”扎鱼，更是其乐无穷。
    见我铁下心来务农，陶组长更是对我关爱有加。就连农村最要紧、最关键的浸种、催芽、做秧田、播种等农活，他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一起睡在用于育种的碾子房内，度过难忘的一夜又一夜。怪不得陶组长在队里一言九鼎，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知道他不但对一应农活精通圆熟，对农时节气的把握，更是驾轻就熟。队上主要的农时大事，无不是陶组长开口定乾坤，生产队长在我们队上实际成了一个摆设。也难怪，姓李的队长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当时只怕是望六的人了，要他布置个什么事情，难懂的外地口音在喉咙里半天吐不出来，唯一的本事就是会犁田耙田，犁出的沟垅，像尺子量出来的一样；耙好的水田，水面如镜。别看这一手不打眼，在农村这就是权威，不过我至今不明白，队上会犁田的劳力不下十个八个，为什么偏偏选了他当队长？
    春耕开始后，俞氏他们陆续也返回了农村，知青点上渐渐热闹起来。但一起从园艺场来的两位女同学却始终不见踪影。多方打探才知道，姓王的“才女”因家庭陡生变故，一家人生活没有着落，不得已早早嫁为人妇，从此担起与自身不相称的家庭重担，无法再与我们朝夕相处了。而姓曹的“歌后”，托人找到暂时栖身的处所，也早早地与农村拜拜了。
    我和俞氏及另外两个社会青年重新组成一伙，又再次自己开伙了。其中原因，既有不好过多打扰陶大娘的意思，另还有永根当年要娶新媳妇了，我搬出来该是情理之中的事。
    真应了“重起炉灶另开张”这句俗话，几个月未开伙的知青点上，早晚又飘起了炊烟。经过两年多的风风雨雨，重逢后的知青特别珍惜相互之间的友情，过去那种小心眼、争强好胜的心性收敛了不少，家务活做多做少也不再计较了，生存下去，是此时我们的唯一信念。
    许是社员们看我做事本份，在一次队委会上提名我担任记工员。记工员在那时是没有工分补贴的，纯粹是尽义务，队长、会计那时也一样是尽义务。能够当上记工员，光是获得社员们的信任，就是一种值得引以自豪的资本，谁还计较付出的那点时间呢？每天统计好生产队这么多社员的工分，确实是要付出一些时间的。吃过晚饭往往已是八、九点了，各个生产组长才来报工，便一一计在每人一本的工分本上。碰上开会（每星期总有一、二次），会前就是社员们核对工分的时候，有时社员参加会议我看主要就是来对工分的。遇上记的工分与他本人记忆中的有出入，又还要找组长过来核实、更改。记工员当了一年，总算没有出什么差错。这也是我在这段时期内聊以自慰的功绩之一。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两件小事，都与吃有关。事虽然小，但至今未能忘却，不妨记之于后。
    一件是坏事——误食桐油。事情的起因是我们重开伙后，好心的社员教我们将灶台重新用桐油油一遍，目的是油过的灶台粘了灰尘、油垢后好用抹布抹掉，油过的灶台黄亮亮的也比白石灰刷的好看。那就油一遍吧。油剩下的半碗桐油随手就放在灶角边，坏事就坏在这桐油放得不是地方。到中午，哪个回得早哪个就做饭，恰巧这个人又不知道碗里是桐油，就当作菜油炒了一大碗队上新分的碗豆。别说桐油炒的菜还格外香，上午我们几人都在犁田，劳动量大，中午碰上这么好的菜，大家都放开肚皮吃了个碗底朝天，谁想下午刚赶着牛走不了几步，我顿觉肚内翻江倒海，疼痛难忍，赶快停住犁，跑到田堪边剐下裤子就拉了一泡稀屎，刚好了一点，正想再继续犁田，疼痛又像波浪一样再一次卷土重来，又不得不再到田堪边重复上次的动作，间或还伴有呕吐。三番五次下来，整个人像面条一样软下来，路都走不动了，好歹几个人架着回到宿舍。邪了，这时俞氏、蔡牛（同组的一位社会青年）也都躺倒在床铺上翻滚。我心下顿生疑窦，莫不是食物中毒了？听说知青食物中毒，不少社员赶来询问。陶组长详细察看后，再问我们中午做饭的过程，断定是吃了桐油。我们这才想起放在灶角剩的那点桐油。真像大白后，我们算是真正领教了“喝桐油，屙生漆”的厉害。
    另一件就是好事了——海吃杨梅。六月初，也就是端阳节前后，队里的社员纷纷告假去走亲戚，而且走的都是同一个方向——艮山口公社的木洞大队。一打听才知道是杨梅成熟了，要赶过去吃杨梅。木洞离我们那儿大概有二十来里地，出于好奇，我也被永根邀请一同去了一趟木洞（他有个姐姐嫁到那边）。过去在长沙也曾看到过杨梅，那不过是玻璃珠大小的酸酸甜甜的小果子。而木洞这边的杨梅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到了那里才知道，一丈来高的树上，深绿而重叠的叶间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紫红色的珠圆玉润的果实，那便是远近闻名的木洞杨梅。爬到树上，伸手摘下一粒，哇！杨梅竟有荔枝那么大，紫红中带乌黑，含在口中甜甜的汁水即刻溢出。它的甜，不似荔枝那样腻，又比桔子来得纯，一个字就是——爽。永根还告诉我，这边的习俗是坐在树上任你吃，不收钱，而要带走则不行，那怕是买，他们也不卖给你。真是奇怪的习俗，这却正合了我们此时的心境，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吃着吃着，我还发现一件怪事，当地人吃杨梅不吐核。我也顾不得问个究竟，学着将整粒的杨梅吞入肚内，一顿大概吃了不下三、五斤，过后好像也并没有什么不适。这次吃杨梅的经历，叫我多少年以后还念念不忘，大有“日啖杨梅三百颗，此生长作木洞人”之叹。怪不得社员们连工分都不要，而要去海吃这顿杨梅了。
    通过文革的串连和造反，知青相互之间的走动比以前频繁得多，活动的范围也不仅限于本大队，凡有知青的公社，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常常走到哪就歇在哪，连吃带喝一分钱不给，大家似乎也习惯了这种举动。后来发展到谁从长沙归来，知道准带来了好吃的（那时最时髦的就是腊猪头），知青们便闻风而动，非一餐将它消灭掉不可，知青戏称之为“吃大户”。
    那时不光只是生理上的饥饿，使得我们对吃趋之若鹜；精神上的贫乏，更使得部份知青犹如荒原上的狼群一样，对周边社员形成威胁，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大有人在。另有部份不甘戚寞的便四处找书看，有些知青在红卫兵抄家的战利品或别人卖到废品店的故纸堆里搜寻得来一些旧小说，带回农村来后便成了争相传阅的抢手货，甚至发展到将一本书拆开成几小本，大家轮流看，且规定一个生产队的知青一次只能看几天，呜乎，精神粮食的贫乏，在此可见一斑。

有一位外国著名作家说过：“谁要是没有被子一本好书俘虏过，那将是最大的遗憾。”

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仍然在读鲁迅，读克鲁普斯卡娅，这就是知青与农民文化上的区别。

大肚兄：所言极是。那年，我们几人去排牙山烧炭，告诉我们烧炭的劳改犯人就是木同的。

  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好看，耐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