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铮铮的好汉

    1990年，95岁的老人杨献珍，坐在病房的椅子上，像一座白玉雕成的塑像。他长脸庞，眉毛粗长，眼睛微闭，一头雪白的头发下，是几道深深的皱纹。多少英勇的斗争，多少死亡的考验，在他脸上烙印着时代的光彩。他是忠心耿耿、铁骨铮铮的好汉!

    我曾多次访问杨老。他曾是马列学院院长、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95岁诞辰时，他用“要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的话，概括自己战斗的一生。

    杨献珍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里，两次被捕入狱。1931年他奉组织之命到北平营救同志时，不幸又被投入草岚子监狱。五年间，一直戴着沉重的脚镣，无数次的拷打，把手腕都打断了，他也没有一句口供。敌人把他和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12位一起判了死刑。后来，国民党宪兵三团仓惶撤走，杨献珍等同志被党组织营救出来，才幸免于难。

    “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所谓“61人叛徒集团”，又受到林彪、江青、康生的诬陷。所谓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等，都与杨献珍毫不相干。他在狱中想：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他自问自答：我犯的是我没有犯过的罪。这样一想，心地也就坦然了。他在八年监禁、三年半流放中，尽管受尽侮辱折磨，而精神却很旺盛。杨献珍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也没有作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我心底平静，扪心无愧。这就是能活到今天的原因。”

    杨老告诉笔者：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中共河北顺直省委、省军委、共青团委三个单位以及北平、天津巡视的人员，省委书记殷鉴和薄一波、刘锡五、赵林等300多人被捕，关进伪北平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八月被移押到“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在这次大逮捕、大破坏里，党组织遭到惨重的损失。

    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监狱并不可怕，只不过是斗争场所的转移。他们既要同敌人斗，又要与叛徒斗。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草岚子监狱的优秀共产党员，建立了狱中党支部。

    党支部干事会有殷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刘子久、胡锡奎、李楚离、张友清、张玺、赵铸、董天知、刘锡五、赵林、马辉之、王德等十多个骨干组成，他们以自己的模范作用，教育狱中的同志在敌人法庭上英勇不屈，保持革命气节。

    作为领导监狱斗争核心的支委会，针对敌人的“反省政策”，多方冲垮反革命的“审查”。按照敌人规定，每半年举行一次“放弃共产主义思想、接受三民主义思想”的“审查”，“反省”了就释放，经过三次“审查”仍不悔改者枪毙!

    被捕的政治犯，都戴有一副大铁镣，禁止阅读任何书报，每天只放风半小时。谁要触犯规定，就加重大镣，遭受拷打。

    党支部在狱中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生观和气节教育，提出鼓舞斗志的响亮口号：“红旗出狱”!“粉碎敌人‘审查’，就是击退敌人一次进攻，就像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到苏区的一次围剿一样。”狱中每个党员都向组织宣誓：“头可断、血可流，誓死捍卫共产党员的崇高称号，决不向敌人屈膝投降。”“活，要活得像个共产党员；死，也要像个共产党员!”在三次“审查”中，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经受了考验。狱中斗争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敌人“审查”失败以后，就改用简化反省手续，只要在敌人事先准备好的“反共启事”上按个手印，就可以释放。这样一来，敌我短兵相接，斗争更加尖锐。

    共产党员郝清玉身患重病，生命垂危。敌人拿着“反共启事”对他说：“你只要按个手印，你马上出去。如果你不按手印，就把你送到天桥(刑场)去!”郝清玉斩钉截铁地说：“让我叛党，办不到!别说到天桥，就是到地桥，我也绝不按手印!”

    赵志长同志病危时，敌人劝他按个手印出去，他却义正辞严地回答：“共产党员永远不会．在法西斯面前低头，让你们的反共启事见鬼去吧!”

    曾在狱中改名王通的陈伯达，在敌人的胁迫下写了反省书，说什么“本人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我愿意反省……”，不几天就出狱了。支部干事会认为，陈伯达的行为是叛变，应开除出党。但他到延安后，却当了毛泽东的秘书。“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竟是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组长。

    1934年12月19日，60名同志庄严宣布绝食。同志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回牢房，把屋内所有食物、食具都扔了出去。头两天，敌人端上好饭好菜，鸡蛋挂面，进行利诱，遭到同志们的唾骂。再过两天，带病参加绝食的同志病情加重了。敌人抬来担架，威胁说：“死一个送一个，死几个人我们不在乎!”

    绝食的同志拒不回答，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忍受着疾病和饥饿的折磨。到了第七天，敌人震惊了，派来官方代表要求谈判，请求复食。党支部派薄一波同志去谈判，迫使敌人基本上同意绝食斗争的条件，改善了狱中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狱中的同志加强了马列主义和文化知识的学习。殷鉴、杨献珍等同志把从狱外弄进来的俄、德、法等外文马列主义图书，一页一页地翻译出来在狱中传阅。党的秘密文件也经过地下交通送到监狱中来。

    1935年春，国民党宪兵第三团的特务，伪装成被捕的共产党员，带着镣铐进入监狱，摸到了狱中党组织的一部分情况，决定将殷鉴、刘锡五、胡锡奎、张玺、董天知、韩钧、张友清、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张振声等12位共产党员判处死刑。这些同志都加上重铐，不准放风，等待执行。只是由于日本侵略者逼近华北，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宪兵三团仓惶撤退，这12位同志才幸免于难。

    特殊条件下的斗争

    杨献珍说，这12位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被党组织营救出来了。经过是这样：

    1935年11月后，北方局由中共中央代表刘少奇及彭真、林枫、柯庆施、李大章等同志组成。鉴于日寇入侵华北，抗日救亡运动高涨，1936年3月，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提出，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工作的建议，避免像在东北监狱中的党员干部那样，在日寇占领时被大批屠杀。

    北方局同意这一建议，并请示中央。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回忆，“闻天当即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

    中央批准的北方局的决定，是通过草岚子监狱“保外就医”的孔祥祯同志，第一次写信告知监狱支部殷鉴同志的。信中说：目前外面的形势非常好，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开展了，就是没有人去做。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即登报启事)，争取早日出来，为党工作。

    接到这封信后，狱中支部书记薄一波、支委殷鉴、刘澜涛，立即碰头研究，认为这封来信形迹可疑。北方局不会不知道，我们多年来坚持的就是不在反共《启事》上按手印，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大家一致同意拒不执行，“不付讨论”。

    过了两个月，北方局又给狱中党支部来了第二封信。信的大意是：北方局报告了中央，经过中央讨论批准，要你们履行敌人的“出狱手续”出狱，这是中央的决定。上次的信，是中央代表胡服(即刘少奇)同志让写的。信去后，未见你们动静。胡服同志和北方局让再给你们转去这封信。信中明确指示：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平津危在旦夕。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抗日高潮即将到来。全国人民已将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我党身上，各方面、各地区都要求我党派人去指导工作。但目前我党干部不敷分配，白区工作的干部尤为缺乏，与当前的政治形势极不适应，影响工作的开展。所以你们必须争取早日出狱，担负分配的实际工作。

    第二，你们在狱中所进行的各种斗争都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情况变了，你们不应该只局限在监狱的狭小范围内进行斗争，而应当出来在抗日运动的大天地中做工作，去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成立人民武装，准备同日寇进行广泛的武装斗争。这是我党当前最紧迫的政治任务。

    第三，你们中的许多同志进行反对敌人“反省政策”的斗争已有五年了，坚决拒绝了敌人的出狱条件。你们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和对党的忠诚，在长期的监狱斗争中经受了考验。中央在政治上是完全信任你们的。因此，中央才指示你们履行这种“出狱手续”，也只有你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才有资格这样做。现在我们无法迫使敌人无条件释放你们，你们只有履行敌人的“出狱手续”，才能出狱为党工作。这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措施，不是常例。中央认为，你们不但可以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如果你们见信后仍拒不执行，那你们就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第四，中央向你们保证，对这次履行敌人规定的“出狱手续”出狱为党工作的共产党员，一律不得视为自首叛变分子。中央对这件事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负责。

    为了证实这些信确实是中央指示，支部又通过另外的通讯办法得到北方局第二封信。信上再次说明，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的抄件。

    支委会还学习了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认为这个指示与毛泽东的文章精神是一致的，最后判明这是中央的指示。根据“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党的纪律原则，党员一致同意服从组织决定。

    就这样，薄一波等52个同志执行中央指示，分批履行了敌人的“出狱手续”出狱。(所谓“61人案”，其余9人，情况各有不同，不属于这个范围。)

    薄一波等同志英勇不屈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这些被营救的同志，殷鉴、邱少山二同志因在狱中惨遭摧残，出狱不久就去世了。其他同志分路出发到江苏、山东、陕西等地，在抗日战场上同民族敌人开始了战斗。

    由薄一波同志带队进入山西的同志，打进阎锡山的军政机构，建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且利用牺盟会形式，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四个纵队和“工人武装自卫纵队”以及暂编一师。这些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新军，配合八路军120师、129师，不断抗击日寇进攻，开辟山西抗日根据地，正式参加了八路军的战斗行列。

    分配到其它地区的同志，也都英勇开展对敌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自己后半生的历史。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年出狱的共产党人，只剩下36人还活着。这些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分别担任了中央和省市各部门的领导职务，继续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

    又一次考验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里，早有正确结论的所谓“61人叛徒案”，在康生的鼓噪下，又被翻腾出来了。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

    这天，几百名红卫兵代表走上天安门城楼。康生问站在身边的一个红卫兵代表是哪里人?

    红卫兵说：“南开大学。”红卫兵见“中央首长”主动热情跟他谈话，便问文化大革命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是什么。

    康生说：要深入发展下去。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们的历史。这个走资派，还是内部矛盾，定性叛徒、特务就永世不得翻身!

    红卫兵问：“到哪里去查呀?”

    康生指点说：“图书馆、档案馆。”并当场在一张纸上写道：“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有红卫兵小将前来查阅有关档案历史资料，望给予支持!”下边落款“康生，8月18日。”

    在康生的指使下，南开大学和其他大学的红卫兵，蜂拥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在堆满灰尘的旧报纸堆里，寻找变节自首声明。

    早在1943年，前往延安参加“七大”的薄一波，曾经亲自向毛泽东汇报了他本人和其他同志出狱的经过。当时毛泽东说：“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负责。”

    对此，参加审查七大代表资格的康生也十分清楚。他还当面对薄一波赞扬说，北方局营救在草岚子监狱这批党员干部出狱，做得对，做得好。

    1943年1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康生汇报反特斗争问题。康生说：“在河南红旗政策下，有假圣旨自首者如×××，有真圣旨自首者，如刘少奇允许薄一波等自首。”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康生、朱德、彭德怀、彭真、高岗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1944年，康生在中央党校一部作报告时说：“我党中央采取了机动灵活的策略，要薄一波等同志接受敌人办理手续的条件。阎锡山乘机把他们找去，为他所用。薄一波同志正是利用敌人的这一错觉，开展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文革”一开始，康生却出尔反尔。1966年9月16日，康生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

    在康生授意下，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成“抓叛徒战斗队”到了西安，一连数日团团围住中央西北局办公大楼，诬称西北局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刘澜涛是“大叛徒”。

    为澄清这一历史问题，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起草的致西北局的信。信中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批复中又说：“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康生公然抗拒中央的电报指示，积极支持鼓励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揪“61人叛徒集团”。他对中央组织部的群众说：“南开‘8·18’、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个专案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康生并且批准南开红卫兵以“中央特许”的“中央专案组”名义，到一些重要城市查阅机密档案；对要审查的对象，任意抄家、抓人。

    1967年1月10日，中央文革戚本禹对总政文工团的一些同志谈话时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

    1967年3月16日，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并在这份材料批示中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些变节分子……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认为“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经过毛泽东批准的这个批示，从根本上推翻了过去历史上的正确结论，把是非颠倒了。而1937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同志，却始终坚持说“出狱”是经他批准的。康生要人传话对他说：“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出路!”

    张闻天拒绝他们的要求，说：“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回来后他告诉夫人刘英：“我可能被逮捕。”1969年5月16日，夫妇两个人被隔离监护，一次一次的受审，连续被囚禁523天之久，1976年7月1日张闻天身亡。

    在“抓叛徒”的妖风里，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又一次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解放后曾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同志，1967年元旦清晨，在广州疗养地被红卫兵揪走。他被扣上各种帽子，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每天轮番受到狂暴的批斗和专案组的严刑逼供。有时几天几夜不许睡觉，每顿饭只给一个小窝窝头。他颤抖的手，拿不稳筷子，饭粒送不进嘴里，掉在地上，又一粒粒拣起来吃。他面对拷打、伤痛和疾病，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忍受着无休止的磨难，决心顽强地活下去，为受冤的同志申冤。他在多次给中央写的材料中都明确写道：“我不是叛徒，我们几十个同志都不是叛徒。党中央和毛主席肯定了我们对党的忠诚。”经历了10年监禁，直至1975年2月9日，他才得到了自由。

    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经受的批斗次数，可能创造了“文革”中的最高纪录。仅从1966年11月中旬，到1968年1月的14个月中，他就被批斗1000多次，平均每天批斗三次以上。每次批斗会，少则几十人，多则几十万人。在游斗他的大卡车上，他双手被反剪在背后，用粗麻绳五花大绑，捆在卡车上，脖子上挂一块黑牌子，头上戴着纸糊的帽子，终年不息地轮番批斗在西北各省的大中城市。他的夫人受到株连，遭受拷打，被迫害致死。

    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长达21年之久的安子文，1925年6月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到1936年，他一直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出生入死，出色地完成许多重要任务。这12年当中，他曾四次被捕，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在长期的秘密工作和监狱斗争中，锻炼成为有胆有识的成熟的革命家。

    1936年秋出狱以后，安子文同志参加了北平市委的领导工作。为巩固和发展“一二·九”运动成果做出了贡献。抗战爆发以后，安子文参加了晋冀豫、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

    “文革”开始后，1968年1月2日，安子文同志再次被捕入狱，长期监禁达十年之久。他在残酷迫害之下，忠贞不屈。康生派人拿着“给你立头功”、“给你当中央委员”的诱饵，妄图逼迫安子文写假证明。安子文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宁肯自己坐牢、受拷打，始终不做欺骗党的事，表现了对党对同志的高度负责精神。

    在草岚子监狱同敌人英勇斗争的福建省委书记侯振亚，被轮番批斗。造反派强迫他站在桌子上，连续三昼夜不准下来，也不给水喝。游斗时，有时把铁丝拴在他的脖子上，前面的人使劲拉拽，后面的人脚踢拳打。在七年的监狱生活里，受尽折磨凌辱。—次得病，体温高达42度，得不到治疗。他病危时，想见儿子一面，竟也遭到拒绝。他在临终前的遗言中写道：“我要去见马克思了，你不要想我了。想我的时候，唱唱《五月的鲜花》吧!”

    “五月的鲜花，

    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顽强的抗战不息!”

    深冤大白

    在草岚子监狱里，被诬为“叛徒”的受害人，为坚持真理和恢复历史的真面目，一直顽强地斗争着，申诉着。

    1977年11月11日，当年曾向狱中党支部传送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再一次向中央写信说：

    “为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两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

    “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

    孔祥祯在信中再次申述1936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何布置给徐冰，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写信以及后来如何出狱，都作了详尽的叙述。

    1978年，党中央号召拨乱反正，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专门组织调查组，对“61人案”进行了历时四个多月的调查。铁证如山的事实，彻底否定了康生、“四人帮”制造这一冤案的阴谋。

    1978年10月12日，在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讲话中说，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12月13日，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纠正。”

    197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批准了中央组织部《关于“61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使长达12年的重大冤案、错案，彻底得到了平反昭雪!

    阴云遮不住阳光。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历史事实。“61人冤案”的平反昭雪，再一次证明，凡是阴谋必将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