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一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字；

    贺龙，一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巨人；

    贺龙，一面红二方面军的旗帜；

    贺龙，这位永远令人怀念的元帅，竟然死在混进自己营垒内部的奸贼手里!

    抗日战争年代，笔者曾随贺龙统帅的军队驰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目击过他那英雄的风采，并且在他家里聆听过他长时间的谈话。他那魁梧的身躯，阔而圆的额头，闪光的眼睛，浓黑的胡须，洒脱的风度，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

    漫天的谎言

    1966年，在大风大浪卷起的旋涡里，身为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遭到了风浪的猛烈袭击。

    笔者曾多次访问贺龙夫人薛明。在那多树的庭院里，在那竖立贺龙塑像的宅庭里，薛明大姐时而擦拭眼泪，时而无声地哭泣，时而愤愤地举起拳头，对笔者诉说着贺龙元帅和她的遭遇。

    1966年9月14日下午，贺龙从外面回到家里。薛明像往常一样给他送去几份文件。但是他没有马上看文件，却是慢慢地吸烟，脸上也不见往日的笑容。他突然对薛明说：“告我的黑状。”接着嘴角上现出冷笑：“可就是没告准!”

    林彪把贺龙当作眼中钉。8月7日，林彪刚从大连回来，就连日接见他的亲信，煽动诬陷贺龙。

    8月中旬一天上午，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召见吴法宪汇报空军第十一次党委全会的情况。他劈头就说：“你们这次会议贺龙插手了。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又说：“空军是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派人“要夺你的权”，“你要警惕和防备”，并且要他“对贺龙插手的问题写个书面报告”。

    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授意，马上写了报告。诬陷空军有一条贺龙为首的“黑线”在那里“指挥”。

    与此同时，林彪召见海军政委李作鹏，诬蔑说：“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拉了一些人反对我。”李作鹏同吴法宪一样，也给林彪写信，诬陷贺龙反对“四好运动”。

    林彪还利用炮制的总参“8·25”反革命事件，借口一张大字报，诬陷贺龙策划“要夺总参谋部的权”。

    这些诬陷信被林彪转给毛泽东主席。

    9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贺龙，并把诬告信给贺龙。等贺龙看完了，毛泽东笑着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贺龙很坦然，请示毛泽东说：“是不是找他们谈谈?”

    毛泽东摇摇头说：“有什么好谈的?”他还很有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9月19日，毛泽东告诉贺龙：“问题解决了，没事了。”

    12月28日，政治局开会，毛泽东亲切地和贺龙打招呼，叫他到前面坐，坐在毛泽东的身边。

    胸怀坦荡、心地光明的贺龙，怎么也没想到，就在他和毛泽东亲切谈话的时候，一股恶浪正向他扑来。

    一天，贺龙按毛泽东的指示，亲自向林彪征求意见。几句寒暄之后，林彪假惺惺地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什么意见。”接着他把话锋一转：“你的问题可大可小，军委扩大会就要召开了，要注意支持谁，反对谁。”林彪皮笑肉不笑，冷森森地威胁说。弦外之音是让贺龙跟林彪走。

    贺龙听出林彪话外有音，毫不退缩，针锋相对地说：“军委碰头会我要参加的。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

    叶群为了陷害贺龙，指使军委办公厅的警卫处长宋治国于1966年9月7日、17日、19日，10月7日，连续四次给林彪写信诬陷贺龙。这些纯系捏造的谎言，十分荒唐可笑。特抄引几例立此存照：

    “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

    “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过一个窃听器”，等等。

    经事后查证，“揭发材料”列举的内容，有的纯属造谣，有的则是叶群口授。叶群为了借刀杀人，又不留痕迹，还精心安排了一场写“假证明信”的丑剧。当宋治国将写好的诬告信交给叶群时，叶群特地叫来林彪办公室的三位秘书，当着他们面，假惺惺地问宋治国：“你写的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就送；不是，我们就不送了。”

    宋治国答：“完全是事实，我完全负责。”

    叶群说：“那我们就照转不误了。”

    演完这场双簧，叶群怕露马脚，又叫“林办”的三位秘书在人民大会堂西厅，联名写了一份“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证明，证明宋治国写的这些诬陷材料，“完全是出于本人的主动，并非他人授意”。

    诬告贺龙的黑材料，林彪一一批转毛泽东。据林办的一位秘书回忆，仅1966年9月下旬这段时间，叶群让他保存的有关诬陷贺龙的黑材料就有一二十份，每件均有毛泽东、林彪的划圈。

    在林彪一伙接二连三诬告下，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动摇了。他点头同意，对贺龙问题可以“在小范围内打招呼”。贺龙的名字，从军委会议的名单上抹去了。

    9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打招呼”，诬陷贺龙“同彭、罗、陆、杨相勾结，要夺权。”

    10月，打招呼的范围扩大到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负责人。

    诬陷也越来越升级了林彪诽谤贺龙是“土匪”、“军阀”，江青诽谤贺龙是“坏人”，陈伯达说“贺、罗、彭是一帮的”。康生诽谤贺龙要搞“二月兵变”，吴法宪则诬陷贺龙“阴谋投敌”，“逃往苏联”……

    “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12月30日，江青窜到清华大学，在接见造反派头头的会上煽动揪贺龙。她还找到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又说：“你妈妈也不是好人!”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唆使下，贺龙的家被抄了，大量的机密文件被抄去，围攻的人挤满了庭院。

    “打倒贺龙”的口号，刷上街头。很多在革命战争时期同贺龙一起战斗的战友都被揪斗了，到处都在“抓贺龙的人”。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海军政委苏振华、空军副司令员成均、北京军委政委廖汉生等高级将领，都被卷到旋涡里了。

    “一滩滩的血……”

    面对突如其来的揪斗，贺龙极为愤慨。他对薛明说：“这是搞什么名堂哟!我得去，应该去见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的安全担心，劝他不要去。他却笑着说：“难道我不了解群众?!难道群众不了解我?!”薛明建议请示周总理后再说，贺龙同意了，说：“那好，听总理的!”

    薛明陪同贺龙来到周恩来家里。周恩来关心地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什么事我顶着。”周恩来留两人在他家里住下，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使贺龙深受感动!

    周恩来本想留贺龙一家在中南海多住些日子。但是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挑动下，中南海也闹腾起来了。“打倒贺龙”的口号声，不断从红墙外传来。

    1967年1月18日，周恩来亲切地对贺龙说：“主席和你谈过了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又说：“我估计你一下子不会适应这个环境，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练一练毛笔字。”

    1月19日凌晨，周恩来亲自派人把贺龙和薛明送到北京西山。在山腰间这所严格保密的平房院落里，除了警卫战士外，再没有别人了。

    烈火一般性格的贺龙，一会在院子里踱步，一会倚在窗前沉思。当贺龙从报纸上看到“一月风暴”的黑风刮遍全国，许多跟随毛主席征战的老干部都被打倒时，他心情沉重而焦虑地说：“他们要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了!”

    一天，他看到报纸上四川夺权的消息，点了几位老同志的名，更加激起他的愤怒。他说：“说他们是‘独立王国’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开地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

    他手里拿着报纸，愤然不平地对薛明说：“看见了没有？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来，清理去，把好人都清出党外了!”

    贺老总心情一天比一天沉痛。有天，他把一叠纸推到薛明面前，对她说：“写!”他决心上书中央，详细申述1931年至1935年洪湖地区错误肃反的血的教训。

    在这段时间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理人夏曦，担任分局书记和军委会主席，掌握了湘鄂西分局的领导权。他在党和红军内部大搞肃反扩大化，把许多革命同志当作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许多跟随贺龙在湘西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从军长、师长、团长直到营长、连排干部，都被当作“改组派”抓了起来，杀掉了。有的连队前后十多个连长被杀了，洪湖的区县干部几乎被杀完了。红六军的创始人之一、军长段德昌等也遭到了夏曦的枪杀。红军的优秀指挥员王尚荣、黄新廷、杨秀山等，都已被捆起来准备杀掉，只是由于贺龙的坚决反对，才幸存下来。

    据杨秀山同志回忆：夏曦在四次肃反、一次清党中，最后连党、团组织都解散了。实行“重新登记”时，党员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和卢冬生四个人。

    夏曦怀疑一切，甚至连贺龙也怀疑起来，企图加害于他，要他写申明书。

    夏曦对贺龙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了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

    贺龙气愤地说：“你有人证物证没有?”

    夏曦说：“没有。”

    贺龙说：“你杀了这么多人，你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

    行军至竹林关，夏曦竟然把贺龙警卫员的枪给下了，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贺龙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的枪不下?”

    说着，贺龙把身上的一支勃朗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我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

    夏曦说：“胡子，不要生气嘛!”

    贺龙说：“生什么气?你不该这样搞嘛!”

    当时，红三军中连以上干部有90％以上，地方党政干部有80％以上，都被打成所谓国民党的“改组派”。

    贺龙痛心地说：“这时候部队草木皆兵，内部肃反，弄得人心惶惶，战斗力空前削弱。其实哪有那么多反革命?如果有，难道还不打夏曦、关向应和我么!”

    贺龙同薛明谈起这些惨痛的教训，心情十分激动：“多少好同志啊，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害了，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哟!”

    如今，看到那次肃反中的幸存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揪斗、被迫害时，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他说：“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来看待，要不得呀!一定要讲清楚，一定要把历史的教训讲清楚!现在，我真担心有人再搞那一套!”

    薛明说，贺老总经过一个多月的回忆，在她的帮助下，终于写出了《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的报告》。这篇用血和泪写成的报告，通过贺龙亲身的经历，总结了历史悲剧的教训，提醒人们警惕和避免重演血腥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这个历史的悲剧正以“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式在重演，而且愈演愈烈，越来越泛滥成灾了!

    “冤枉、冤枉、我冤枉!”

    1967年林彪、江青一伙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1月9日，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说：“全面内战，现已打了一半，要打下去，取得全胜。”他诬陷说：“搞名堂的彭德怀、贺龙，一是地痞，一是土匪，要做真龙天子。他的灵魂深处是大阴谋家……他同罗(瑞卿)邓(小平)彭(德怀)结合起来就不简单。”“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

    这一年夏天，林彪的黑手逐渐控制了贺龙在西山的住处，加紧了对他的迫害。薛明说，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贺龙，怕被人发现，把窗帘拉上了。接着又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走，老总和她只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用手臂当枕头。吃的饭里砂子很多，贺龙只好戴上老花镜去挑拣。没烟吸了，买来旱烟叶，用手搓碎了，再用纸条卷起来抽。没有了旱烟，就把抽剩的烟头拣起来，撕开重卷起抽……

    他们还借口水源困难，连续四、五天断绝了水的供应，每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不能洗脸，也不能漱口，迫使两位老人每逢下雨，就用水盆、水杯接雨水使用。一天，贺龙为端一盆雨水，上台阶摔倒，扭伤了腰，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只好用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肥皂水给他灌肠。

    连喝的水都没有，更说不上梳洗了。由于长期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薛明的耳朵边上竟结了一层网。

    为了给贺龙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成立了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为组长的贺龙专案审查组，开始了对贺龙更加疯狂的迫害。

    1968年5月16日下午，康生在人民大民会堂接见贺龙专案组在京的全体人员，他诽谤说：“贺龙不但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他要专案组在审案时要“由此及彼，由贺龙历史上搞叛变投敌，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也由此及彼，联想到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关系……”

    康生凭着这种主观的推测、臆断，要专案组在9月18日写信给贺龙，要他“交待”历史上的所谓“罪行”。问他：“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完信，气愤地把信往桌上一摔，高声怒吼起来：“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这个时期，湘鄂西红色根据地在“内部肃反”和敌人围剿下，不仅丧失了根据地，红军也由25000人锐减到不足3000人。红军处境十分困难。这时蒋介石一面加紧重兵围攻，一面又亲自委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对贺龙进行游说、策反。熊先派梁素佛来联络，然后以蒋介石代表的名义，带着二十多名随从，坐着轿子来到红四军。

    贺龙遵照湘鄂西分局的指示，为了摸清敌人破坏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在湘西龙岩县茨岩塘休息三天。在这期间，贺龙同熊贡卿进行了接触。他通过机智的谈话，得知敌人已派了四个人，到四方面军进行收买瓦解工作。探知情报的工作完成了，于是，他在翌日凌晨，下令警卫班逮捕了睡梦中的熊贡卿。

    行至茨萍到桑植的一个山崖口，待部队集中起来后，贺龙迎着凛冽的山风，站在岩石上向部队讲话。他激情而又洪亮地说：“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是蒋介石派来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一个极大的污辱!同时他又是奸细，我们决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完全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

    贺龙随即下令枪毙熊贡卿。他大义凛然的讲话，果断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红军，表现了贺龙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心。

    这件事，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4年3月17日，向中央写了报告。笔者1979年10月在中央档案馆成立20周年的纪念陈列室里，看到了当年湘鄂西中央分局向中央的报告。这份当年4月18日才收到的致中央的报告里，其中对蒋介石派熊贡卿游说，被贺龙首先发觉，最后举行群众审判处决一事，有明确记载。

    在报告后面签名的是湘鄂西分局负责人夏曦、贺龙、关向应三同志。

    值得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贺龙专案组在审查这个问题时，曾于1969年1月22日将湘鄂西分局的报告，从中央档案馆做了复制取走。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却不将查到的这个报告呈报中央，反而大搞逼供信，甚至将敌伪报刊造谣诬蔑贺龙同志的消息、报道作为证据，诬蔑贺龙同志“通敌”，向国民党反动派“乞和”、“投诚”等。

    对这件冤案，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中指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伪造的‘通敌叛变’的材料，完全是颠倒历史，混淆黑白。1933年12月，蒋介石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妄图收编我军。熊先派梁素佛来试探，贺龙同志首先发觉敌人的阴谋，当即将情况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可诱使熊贡卿来我军驻地。在熊贡卿供述情况后，贺龙同志当即‘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予以处决。湘鄂西分局中央于1934年3月17日，曾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林彪一伙本已查到了这份重要报告，不但隐匿不报，反而对有关人员大搞逼供信，捏造伪证，制造冤案。”

    几十年前早已被贺龙处决的敌人，现在又被林彪一伙拿来当作陷害贺龙的炮弹。薛明同志谈及此事，伤心地掉下泪来。她说：

    “贺龙在战场上，面对着敌人的子弹、炮弹，他从来连眼都不眨一眨。可是，现在林彪一伙却盗用党的庄严名义，向热血满腔、赤心向党的贺老总，射来了一支支毒箭，这能不叫老总伤心吗?当时老总气愤不过，抓过一个笔记本，不停地写‘冤枉’二个字。一页纸上写满了‘冤枉’、‘冤枉’!老总说，他们要是叫我签字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就喊冤枉!”

    整整一天，贺龙都被怒火烧灼着。他像一头雄狮，高昂着头，很少说话，在屋里走来走去，不停地抽烟，不停地挥着拳头。到了晚上，他忽然说话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谈信上的事，却谈起过去在湘鄂西的英勇卓绝的斗争。贺龙说：“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什么背时我都不怕。”他摇了摇头，声音更加低沉了，“可是，现在搞成这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这一夜，薛明说：“贺老总一夜没有睡觉，他躺在床上反来复去，有时悄悄下地，走一阵，又上床去。第二天，当我整理床铺的时候，发现一大片枕巾都被他哭湿了!”

    这个历史上早已十分清楚的事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坏人利用了。

    江青拿到一份颠倒历史、混淆黑白的所谓揭发材料，要胁周恩来说：“这下可该把贺龙揪出来了吧!”随即派人到武汉、南昌、长沙等地调查，但“均不能证实贺龙有叛变投敌的问题”。林彪、江青一伙却继续利用“不成问题”的材料，栽赃诬陷贺龙。

    薛明说，连续几天，贺龙不断重复着几句话：“我们党里出了鬼，出了奸臣啦!”

    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照片，愤怒地说：“你这个家伙，为什么不许我革命啊?为什么?过去你有错误，我好心希望你改正，现在你倒整起人来啦!”

    贺龙对薛明说：“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

    他又指着康生的名字说：“这个人，老奸巨滑，做尽坏事!”

    “杀人不见血”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从肉体上消灭贺龙，在生活上对他折磨摧残得更厉害了。

    贺龙和薛明两人合用一条毛巾，中间破了大洞，只剩下四个边了。贺龙的两套衣服全破了；破了又补，补了又破。一双线袜补了一层又一层。

    贺龙患糖尿病，最需要饮食的调养，药物的控制。可是看管人员只让贺龙吃清水煮白菜，饭也不给吃饱，薛明只好到院里，找些野菜给老总充饥。在残酷摧残下，他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

    后来，林彪一伙经过“六道政审”，为他派来一个凶险恶毒的护士。她采取各种办法，把贺龙夫妇从家中带去的37种药品3000多片，全部搜刮走了。这时，尽管贺龙已意识到自己身体不行了，但是他不想死。他对薛明说：“他们硬是要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一斗!”他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他还风趣地说：“这个要求不算高吧!”

    贺龙决心要活下去。然而，死神却在向他逼近。

    由于贺龙失去最基本的药物保证，到1969年5月，身体己明显衰弱。仅五月上旬就摔倒七次。6月3日到7日，贺龙出现了头痛、呕吐、上腹痛等糖尿病酸中毒征象。

    八日晚上，进行化验，他们不是查病人血糖的高低，而是要查病人自己是不是服毒了，直接危害糖尿病人生命的葡萄糖，输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6月9日天刚亮，医生要贺龙去住医院，贺龙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是医生坚持要他住院，并说：“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

    贺龙问薛明：“我去住院，你呢?”

    薛明看看医生，见他们没有表态，只好说：“他们允许我去，我就去，如果不允许，我就在这个房间里等你!”

    1969年6月9日上午8时55分，贺龙被送进301医院，病情明显比8日恶化。在抢救中，继续拖延和进行错误治疗：贺龙同志入院一个半小时才给胰岛素，10时20分已知血糖远远高于正常人的指标，仍错误地给葡萄糖液。病人脱水很严重，急需尽快给予足够液体，但在六个小时的抢救中，仅输入液量1100毫升，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致使病情迅速恶化，下午3点9分逝世。

    这时，距薛明离开他仅六小时零九分钟。

    两个孩子搀扶着薛明，走到贺龙的遗体旁边。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只有一条床单盖着那颀长的身躯。

    他那高高的额角，浓黑的双眉，没有修剪的唇上的胡髭……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中央在为贺龙平反冤案之后，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为贺龙致悼词。

    48年前，在为贺龙举行入党仪式的时候，周恩来曾经说过：“贺龙是一个好同志!”

    现在，周恩来又深情地说：“贺龙是一个好同志!”“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