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女皇”权位的野心，狂热而又残酷的性格，虚荣、奢侈、腐朽、无耻，使江青常常失去自控，干出一些令人作呕的蠢事。

    “地动山摇”

    以“文化大革命”闯将和“文艺旗手”自称的江青，到处公开露面，招摇过市，标新立异，显耀自己。一次，她趾高气扬地接见造反派时说：“我每次出去，坐专列，乘专机。这叫‘巡抚出巡，地动山摇’，这不是中了糖衣炮弹了吗?”

    事实正是如此。江青每次乘专机外出，总是兴师动众，前呼后拥。除了带警卫人员外，还要带上厨师，厨具、吃的菜，用的调料，连喝的水也都随机带上，各种箱子、提包，把飞机货舱装得满满的。

    飞机要起飞了。江青叫汽车一直开到客舱梯口，然后由身边工作人员扶下汽车，架上飞机。她像林彪一样，走进密封的三叉戟机舱里，既怕光，又怕风，披着包得严严实实的披风，一会儿喊这儿有风，一会儿喊那儿有风，逼得乘务员四出堵风。她坐在躺椅上，崭新的毛巾被和毯子，把她身子周围裹得严严实实的。

    一次，她冬天要到广州，为了试验机舱内的温度，竟然连续五次做“堵风”的试验飞行。她派人坐在客舱里，然后点燃香烟，测看冒的青烟是否直线上升，如青烟飘歪了，那就是“有风”，要继续试验“堵风”。每次从北京到广州试飞一次，就得花两三万元。

    飞机平稳飞行中，有时机外气流强烈波动，飞机稍有颠簸，江青就把扑克一甩，训斥机组人员是干什么吃的?逼得驾驶员握紧驾驶杆，不断改变飞行高度。

    专机的内部设备本来就够讲究了，可是江青总嫌不好。她坐飞机的马桶，怕硬，怕凉，只得做个马桶垫子。开始是用布料做，她嫌粗嫌硬，连做几个都不满意，直到用海绵和金丝绒做马桶垫子，她才算如了意。

    在广州，她住在一座宽阔、豪华的别墅里。她要求她的房间，既要明亮，又不能射进阳光，要用一种特殊的绒布把四周围起来。北京、广州没有，派人特地到上海购来十卷，上下左右都罩上这种高级半透明金丝绒。

    她住的房间门口，挂两层门帘，每道门帘有三层，走进房内，如同走进五光十色的王宫。

    江青闲得发慌，常在院内走动。她走在满是鲜花奇草的小径上，看到一株金银花，兴致勃勃地在这株金银花根上，拔了几根草。她当即叫工作人员，在这株金银花周围，起水泥架子，挂上牌子，写上“江青亲自种植于某年某日”，为自己树碑立传!

    江青一连四次，到广州矿泉别墅游泳。每次来，周围过路汽车都不准鸣笛，也不准附近农村鸡叫狗咬。她称赞这里矿泉水好，可是总批评浴泉的沙子不好。于是，派出专机到海南岛运回柔细的海沙铺地，这才心满意足。

    江青每到一处都摆“女皇”谱，挥霍国家财产。1972年5月，她参观石湾美术陶瓷厂。从广州到石湾，只不过20多公里的路程，坐小汽车半个小时便可以到达。可是江青却说：“坐小汽车我受不了!”

    于是下令工作人员从五千里外的北京，调来空跑了几千里的内燃机专列。她从广州坐专列火车到佛山，再坐进防弹小汽车到石湾陶瓷厂。专列又空跑回北京。

    1971年1月，她到广州玩，吴法宪竟然动用五架飞机为她服务。一天，她突然心血来潮，要穿一件夹大衣。于是，马上打电话给北京，派一架飞机专程从北京飞往广州送衣服。这种飞机，从北京到广州，每次往返飞行的汽油费等，就得好几万元。夹大衣送去了，但挂在柜里，一次未穿。

    从1974年6月至1976年8月，江青先后在天津停留共计38天，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她吃饭十分挑剔。夏天吃西瓜怕凉，要热的；冬天吃河虾要会蹦的；吃鸡蛋要刚下的。她住的地方，要保持固定的温度，一度也不能差。卧室里设有双层玻璃，还要再加五层窗帘。为了保持室内新鲜空气，除用紫外线消毒，还要往室内输送氧气。

    8月的庐山，秋高气爽，气候宜人。可是江青一会怕冷，一会怕热，出门头要顶高冠，身要披外氅，用大头巾把脸掩遮得只剩一双眼睛。有一天晚上，更深夜静，人已入睡，可是江青还吵着说有声音，干扰她不能入睡。一查，原是山溪的淙淙声。

    如此吸血鬼

    江青是个滥用特权，侵吞挥霍人民财产的吸血鬼。

    “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经常同康生、叶群等人窜到北京文物管理局，将大量贵重文物和历史书籍窃为己有。

    1974年4月1日，江青亲自到文物处拿走三方图章。

    据查，仅被江青拿走的印章、字画、古墨、古砚、金表等，就达743件。其中有一只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带着四条金链，是中外稀有的文物。有七块鸡血石印章，每一块价值几千元以上，而江青只象征性地交了17元钱。一支象牙杆狼毫笔，价值几百元，她只付二分钱。

    江青一人霸占八辆汽车。为了学开汽车，专门要了一辆红旗教练车，没几天就给撞坏了。

    她还到处霸占住房，仅在北京、天津、广州、武汉、杭州、青岛、北戴河等地就霸占了27处。

    一年四季，她要根据气候变化，选择不同居住地点：春天到上海，夏天到北戴河，秋天在北京，冬天去广州。每到一地，她都要占用游泳池，池水保持30度的温度。

    1972年夏天，江青到北戴河，硬要占用朱德委员长住地的浴场。她恶毒攻击朱德委员长：“整天吃饱没事干，有什么资格占用五浴场!”硬是把朱德委员长挤走了。

    江青为了寻欢作乐，每天都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玩狗、耍猴、骑马、照相、打扑克和看电影上。她养的猴和狗要经常体检，每天用香皂洗澡，洗过还要吹风、洒香水。她打扑克，走到哪打到哪，在家打，外出还要带着专人陪她打。夏天，为了在室外打扑克，用120米纱布专门做了两顶大蚊帐，白天黑夜钻到里面打。

    活像个妖精

    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揭发说：“江青活像吃人的妖精!”摧残为她服务的人。

    江青经常用封建帝王、皇后的思想，待身边的服务员、护士、司机、厨师、警卫员和秘书。

    她傲慢地对工作人员说：“党派你们来，是用你们的体力劳动换取我的脑力劳动”，“你们为我服务，就是为中央服务，就是为党服务”，“我吃了亏，就是党吃亏”。

    她把护士、服务员等，当作她的娘姨、丫环和奴隶。一次，她公开辱骂一个护士：“你这个奴才，旧社会还不是个小丫头!”

    她像王公贵族使唤奴隶那样，对待身边的同志。她要求工作人员同她讲话时，站着不能高于她的头。她站着，你就得弯着腰；她坐着，你就得跪着一条腿，低下你的头。

    她要护士每天早、中、晚三次向她请安。起床，要人轻轻托起，穿好里外衣服，并要向她报告当天的气候情况。护士给她穿鞋袜时，她连腿都不抬，让护士跪在地上给她穿。她每天要换十几次衣服，每件衣服都得洗净熨平，不能打一点摺。

    她吃饭特别挑剔。吃菠菜要厨师做成菜泥；吃芹菜要抽掉筋；吃玉米粒、高梁米要剥掉皮。

    她散步时，要人扛着椅子跟随；打扑克，要人钻到桌子底下给她捶腿换鞋；她吃药，要护士先尝；打针，要在护士身上先试……

    她还经常坐在马桶上睡觉。睡多长时间，护士就得在一旁陪多长时间，而且不能发出一点声响，连咳嗽一声都不行。

    她任意侮辱工作人员，高兴时，拿着开心；不高兴时，拿着撒气。有一天，她把吃剩的饭留着晚上喂狗。护士用碟子把饭盖好，放在楼前屋檐下。后来，小狗把饭偷吃了。江青怀疑是护士喂了狗。她怕别人喂狗后狗对她感情减弱，立刻大发雷霆，罚护士跪在她的饭桌前。她用筷子交替夹菜，一边喂护士，一边喂狗，一边大骂：“你不是喜欢狗吗?你就和狗一块滚吧!”硬是把护士和狗连夜送到农场。

    1976年，秘书回家处理父亲丧事回来，江青见面第一句话却问：“你父亲真的死了吗?谁能给你证明，挖出来看看，是不是你父亲!”

    不等秘书说话，她就扯着嗓子高叫：“你给我滚!”

    她不止一次威胁工作人员说：“即使我的话是错误的，你们也不能解释，不然是没有好下场的。”

    工作人员稍不遂她的意，她开口则骂，动手便打。她常常为一点小事大吵大闹，多次用剪刀、裁纸刀捅人，当众用茶杯砸护士。

    党内每次出现一次所谓“路线斗争”，江青都要在身边工作人员中寻找“坏人”。今天说这个是“特务”，明天又说那个是“密探”，动不动就令工作人员反省检查，下放劳动，甚至捏造罪名，投入监狱，撤换人员。从1966年到1976年，她就更换了三十多个身边工作人员。

    原在总后工作的周淑英同志，1968年调来当护士。周淑英日夜辛苦工作，任劳任怨，几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林彪叛逃后，江青为了掩盖她与林彪的相互勾结，把自己打扮成反林英雄，竟诬蔑周淑英是林彪、邱会作派到她身边的“特务”、“密探”，给她吃了五年安眠的“毒药”，将周逮捕入狱，审讯逼供一年多。

    新来接替的护士是从广州军区调来的，她又立即与黄永胜连在一起，当即撕下护士的领章、帽徽，对她进行审问。吓得小姑娘浑身颤抖。

    1972年春天，江青在一次会上大讲毛泽东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的“重大意义”后，说：“这封信不仅是写给我的，也是写给全党的……同志们，阶级斗争复杂得很，尖锐得很哪!阶级斗争非常无情啊!阶级敌人的手伸到我身边来了，他们对毛主席的老婆下毒手了!”

    1973年6月，她看一部外国影片时，让秘书杨银录和警卫周金铭通知张春桥、姚文元也去看。当时两处回电活都说已看过。江青看过后，又亲自去问张、姚。他俩为讨好江青，故意撒谎说没看过。于是江青大动肝火，诬蔑杨、周挑拨她和张、姚的关系，下令将杨、周两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抓起来，赶出了钓鱼台。

    家庭里的“母老虎”

    到延安前就已结过四次婚的江青，由于长得比较出众，又会唱戏，得到了毛泽东的喜欢，于是就草率结婚了。

    转战陕北期间，她确也翻山越岭，伴同毛泽东行军打仗，在生活上照顾毛泽东。

    但是江青“总想高居人上的欲望，她的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她的根深蒂固的恶劣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在解放以后，越加暴露和发展了。

    毛泽东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生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勤三个儿子。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生了女儿李敏。江青生了女儿李讷。

    像一些恶毒、狭隘、冷酷的女人一样，江青把杨开慧的孩子看作眼中钉、肉中刺。

    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毛岸英，曾在延安当面斥责江青：“你对爸爸一点爱情也没有，只会找爸爸吵闹。你要是不爱爸爸，你就走!”

    毛岸英在朝鲜前线牺牲后，江青喜形于色。毛泽东对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说过：岸英的死，对江青来说，就像失去一条狗都不如。

    毛泽东把刘松林当作女儿看待，写信劝她改嫁：“下决心结婚吧。”

    1962年，刘松林同空军军官刘茂林结婚，到了江苏盐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夫妻两人被以“恶毒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的罪名，一同被捕入狱，在上海关押五个多月。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亲自批示说：“娃娃们无罪”，夫妻俩才从江青的魔爪中解脱出来。

    毛岸英死后，江青逼疯了毛岸青。1951年秋天，毛岸青同他的机关负责人发生一次口角，江青马上利用这件十分平常的事，大做文章，制造事端、把他关在一间小屋里，在患病高烧四十度的情况下，日夜逼他写“自我检讨”，毛岸青心慌气闷，脸色苍白，呆立不动。“江妈妈”还斥责他：“你倒会装蒜，为什么不出声?”毛岸青突然一阵昏迷，倒在江青脚下。从此，精神开始失常。

    后来，当毛岸青同刘邵华成婚的时候，江青又多方阻止。“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诬陷本是革命老干部的刘邵华母亲是“政治骗子”，又指使北京大学开万人大会斗争刘邵华。后来，毛岸青夫妇冲破江青的刁难和拦阻，虽然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总躲不过江青的骄横。

    一天，毛泽东留毛岸青、刘邵华吃饭。饭后，毛泽东同儿子，儿媳聊天，讲故事。江青在隔壁马上喧闹起来，又打碗，又摔盆。

    毛岸青问主席：“爸爸，发生了什么事?”

    毛泽东苦笑地摇摇头：“还不是因为你们和我吃了一顿饭吗!”

    曾在苏联治病的贺子珍，1947年带着女儿娇娇，回到了离别九年的祖国。她先在哈尔滨，以后转到天津，1948年8月，毛泽东曾派人带着娇娇前往天津，看望贺子珍。全国解放后，贺子珍曾任杭州市妇联副主席。陈毅任上海市长期间，安排她担任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长，住在她哥哥贺学敏家里。陈毅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以后，1958年7月，贺子珍从上海迁到南昌居住，得到江西省长方志纯和妻子朱丹华的多方照料，而朱丹华改嫁前原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烈士之妻。

    1959年7月8日，庐山会议期间，经过陶铸夫人曾志同志的精心安排，在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人水静和方志纯夫人朱丹华陪同下，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伴侣贺子珍上了庐山，在“美庐”同毛泽东会见了一个多小时。

    对这次阔别了22年的会面，据曾志同志回忆说，当她向毛泽东谈及她曾下山见到贺子珍时，毛泽东马上问：“她怎么样?”

    “她很好么，看不出精神病。”

    忽然，毛泽东胸脯起伏一下，眼睛变得湿润了，深深叹出声：“唉，我们是十年的夫妻哟……”，他眨动双眼，驱走渗出的泪，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声音说：“我很想她……，想见见她……”

    曾志说：“应该见见。”

    毛泽东同意见面之后，又嘱咐曾志说：“这件事千万不要叫江青知道。”

    曾志说：“放心!她不会知道。”

    哪知这件极为机密的事，还是很快传到在杭州的江青耳中。她得知贺子珍上了庐山，连夜打电话给毛泽东，急急忙忙的赶到庐山。原准备第二天还要会见毛泽东的贺子珍，也随即下了庐山，至死再未与毛泽东会面!

    女儿的亲事

    李敏是毛泽东同贺子珍结婚十年中生育的第六个孩子。苏德战争中她同妈妈在苏联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归国后，母亲定居上海，李敏随父亲在北京读书。毛泽东同贺子珍之间的情谊，通过李敏往来沟通一些信息。

    江青为此十分恼恨。一次，李敏画了一张切成三角形的大西瓜，作为学校作业寄给妈妈。深受感动的贺子珍，寄来一首西瓜诗。江青得知以后，对李敏大发脾气：“我已经将这件事报告了中央，要组织处分你妈妈”，还接二连三派人监视李敏的行动。

    “文革”开始后，李敏从北京跑到南昌看妈妈，江青下命令要吴法宪去抓。汪东兴劝吴法宪说：“不能这样干，对她就说没有找到。”

    1940年，江青26岁时生李讷。由于江青原名是李云鹤，所以女儿没有姓毛而姓李。江青对此很高兴。

    毛泽东很欣赏古人名言：“君子敏于事而讷于言”，故给小女儿起名李讷。战争年代，李讷在毛泽东严格要求下，同战士们吃一样饭。在陕北行军打仗时，战士们吃什么，她也吃什么，从没有什么“特殊化”。

    1959年，李讷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在学校学习时，李讷也同其他学生一样骑自行车，挨过饿，吃过“大跃进”浮夸风带来的苦果。

    1963年，李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北大毕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把李讷拉进动乱的旋涡。她化名肖力，在《解放军报》带头造反、夺权，批斗老干部。年方26岁的肖力，夺权当上《解放军报》总编辑。1974年至1975年，先后担任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江青在政治上坑害了李讷。

    1970年，李讷到中央办公厅江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毛泽东对谢静宜说：“是我让她去的。我同她说过，不要在《解放军报》社了，下放到江西进贤‘五·七’干校劳动去吧!她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办报啊!她同意我的意见，很高兴的去了，已经有一年半多了。她说在‘五·七’干校接触的都是干部，锻炼不大，她要求去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同意她的意见。”

    李讷离开干校到了江西一个农村插队。有一段时间，李讷得病发烧，有人提出让她回北京治病，毛主席说：“不，人在那里，就在那里治病。”又说：“她在乡下，就在乡下治，乡下治不好，到县里治，县里治不好，到省里治，不要回北京。”

    李讷对于个人的婚姻，不愿让母亲干预，却愿听听父亲的意见。毛泽东让人转告李讷：

    她的婚姻父母不能管，由她自己决定：

    1．是工人也行，是农民也行；

    2．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也行。不是党员就不革命啦!不是党员也是要革命的嘛。

    3．比她大也行，比她小也行。只要他们自己同意就行了。

    李讷按照个人的意愿，在她30岁时同一青年战士相恋，并经毛泽东同意结婚，生一男孩。不幸的婚姻，一年之后就离婚了。

    毛泽东的警卫长李银桥很关心李讷。1985年，经李银桥介绍，李讷同12岁参军的副师级警卫干部王景清结了婚。

    他们同儿子一起，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

    向三口棺材鞠躬

    1971年8月28日，天热得人喘不过气来。一连几天不曾安睡的江青，突然心血来潮，于凌晨三时带着一帮人马，来到定陵博物馆。

    据现场人员回忆说，她一下车就对馆长说：“天气太闷，睡不着啊，到你们这个世外桃源休息一会儿。”

    经过一阵忙碌，江青的床、蚊帐和随车带来的绿布厕所很快安置好了。第二天上午，江青以高傲的神态，步入定陵展厅，把出土文物浏览了一遍。当她看到万历皇帝使用的药罐时，摇晃着头，厌恶地说：“什么破烂货也往这陵墓里放，这个死皇帝也真是不值钱。”

    江青看到皇后戴的凤冠，精神顿时振奋起来。她弯下腰，右手扶着眼镜框，脸贴到玻璃上，仔细地观察着。接着，抬起头，对众人说：“这个，还不错。能拿出来戴一下吗?”

    “能，能……”馆长让讲解员把凤冠拿了出来。

    这个醉心想当女皇的女人，手捧着凤冠，激动地看了又看，轻轻地戴在头上。

    “好看吗?”江青问陪同人员。

    “好看，太好看了!”人们同声恭维着。

    “太沉了，戴一天准得把人压死。看来这皇后也不是容易当的。”江青把凤冠摘下来，交给工作人员。

    江青随后在服务员搀扶下，慢慢走下地宫，走进地宫后殿。在三口朱红色棺椁前，她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转身朝外走了。

    江青出于什么心态，向三口朱红色的棺木行礼呢?是祈祷“死魂灵”保佑她的女皇宝座，还是默告自己的心愿呢?在场人员面面相觑，大为不解。〖BT1〗第十五章〓武汉的怒涛

    1967年的夏天，我国号称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更是热上加热。

    太阳像火一样悬在天空，炙烤着长江两岸的大地，万里滔滔的江面上，浮动着白蒙蒙的热气。拥挤繁闹的市区街巷里，如同闷在没有盖子的蒸笼里，连柏油马路也热得冒了油。成千成万的人群，在流汗、在喘息……

    然而比酷热更难熬的，是连绵不尽的不安和恐怖。

    造反派、红卫兵扛着标语、红旗，喊着口号，敲着锣鼓，押着从各机关、学校、工厂抓来的“走资派”、“反动权威”，给他们戴上高帽子，穿着戏衣，插上稻草，在街上游行示威。汽车上的高音喇叭，响着刺耳的尖叫声，呼啸而去。到了夜晚，武斗的枪声，时断时续地掠过武汉上空

    分裂成两大派

    武汉地区像全国各地一样，人民群众内部因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观点，逐步分裂成两大派群众组织。这些不同观点和派别的群众组织，就绝大多数群众来说，无论当时属于哪一派组织，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毛泽东主席和他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是“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受害者。两派争论的焦点是，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否正确?是拥护武汉军区，还是把矛头指向武汉军区?

    1982年11月31日晚，笔者在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驻地，访问了原武汉军区司令员、上将陈再道同志。一谈到震惊中外的武汉“7·20事件”，作为事件的当事人，他立刻单刀直入地亮出了争论的焦点。

    “这两派都是群众组织。以‘工人总部’为代表的造反派，在北京南下的军内外造反派的支持下，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大喊大叫要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要‘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他们殴打、围攻执行‘支左’任务的指战员，接二连三地搞打、砸、抢，多次制造武斗事件，把矛头直指武汉军区领导，要揪‘武老谭’(笔者注：即武汉的谭震林，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甚至绑架代表军区工作的钟汉华政委，一次又一次地给军区施加压力。这一派的人数虽不多，但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得到林彪、江青的支持，是所谓响当当的‘左’派，搞得武汉到处停工停产，一片混乱!”

    陈再道，这位放牛娃出身的将军，中等身材，肩宽腰圆，满头白发，粗犷豪爽，声音洪亮，说话幽默，不时发出阵阵笑声。

    “那一派怎么样?”笔者问道。

    “同造反派对立的一面，是‘百万雄师’。这是5月16日由武汉一些群众组织成立的‘百万雄师联络站’。”

    “百万雄师”成立后，虽有缺点错误，但拥护武汉军区，保护许多干部，在很短时间内发展到100万人左右。

    “他们是什么观点?”

    “他们认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湖北省委。他们还认为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十七年以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应该对干部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律都打倒。”

    “武汉军区的观点呢?”

    “说心里话，武汉军区机关、部队的指战员也是这个观点。我们在思想感情上，是倾向‘百万雄师’的。但是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我们不能公开表示支持他们。由于军区的同情和支持，‘百万雄师’发展很快，到‘7·20事件’发生前，这派组织已经120多万人了。另一派呢?由于他们在社会上乱闯、乱打，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搞得人心慌慌，不得人心，结果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武汉地区的“百万雄师”成员有122万人，其中工人占48％，贫下中农占18％，学生占1996，其余为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武汉地区的党团员中有85％加入了“百万雄师”。

    陈再道说，武汉地区两大派的观点和做法，影响到湖北全省。从省级机关到各地、县、公社以至每个村庄都分成对立的两派。这样给军队“支左”提出一个问题：谁是真正的左派，究竟应该支持谁?武汉军区党委经过深入调查，认为那些搞打、砸、抢的组织不能支持，特别是不能支持“工人总部”这样的组织。

    陈再道是湖北麻城人，1909年生，1926年参加黄麻暴动的农民自卫军。在创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历任红四方面军的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东进支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解放后，任河南省军区和武汉部队司令员。

    他同笔者谈话的时候，虽然已是73岁的老人了，但体魄强壮，精力旺盛，头脑清晰，问他身体为什么会这么好?他说：“这也是小时候练武功的成果啊!”

    小时候，他在家放牛，给地主种田。因不堪忍受压迫，投奔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同许世友、钱钧一起习武练武，练就了一身武功，能像壁虎似的攀屋登梁。

    事出有因

    武汉两大派的对立，有其深刻的根源，是“革”与“保”基本矛盾的表现。

    陈再道回忆说，1967年2月26日至3月25日，进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议，原本六天的会开了三天。这次会议，围绕军队“支左”大方向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陈再道在会上说：“什么造反派，都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人不投降台湾是鬼变的!”

    在北京开会期间，武汉军区连续打来电话，说武汉形势紧张起来了。

    二月初，武汉的造反派同南下的造反派联合占领了汉口的《长江日报》红旗大楼，还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这篇“2·8声明”，火药味极浓，什么“子弹上膛，刺刀上托”，“丢掉幻想，投入战斗”，“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等等。

    2月9日，他们又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解放军“支援”下接管的，在群众中造成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

    “2·8声明”之后，造反派到处冲杀，到处点火，到处抓人，对一些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接连进行批斗、游街，实行所谓“杀出一条血路”，把武汉闹得人心惶惶。2月11日这天，他们竟然冲击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了。

    造反派的这些行动，引起武汉军民的极大不满。有些群众强烈要求武汉军区对“2·8声明”表态。军区党委经过反复研究，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批判“2·8声明”的错误观点，指出军区派部队到“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2·8声明”。至于军队内有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在“2·8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个人，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人民解放军。

    陈再道对笔者说：“我和钟汉华政委离开北京的时候，周总理找我们谈话，指示我们回去要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要各行业的大联合；三是抓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满怀忧虑的周恩来总理说：‘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就没有饭吃了!’周总理的指示，对稳定形势非常重要。”

    3月17日，武汉军区为了贯彻“军委八条命令”，制止武斗，稳定形势，抓了搞打砸抢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朱鸿霞、胡厚民等400多人。接着，又在3月21日，发表了武汉军区的《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样，很快稳定了社会秩序，制止了打砸抢抄的活动，保护了干部和群众，得到了广大军民的拥护。

    在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上，陈再道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并且高声宣告：“鄂豫两省是共产党的天下，今后哪个乌龟王八再敢夺共产党的权，我就用枪杆子和他辩论!”

    插进了黑手

    陈再道回忆说：“林彪早在军委开扩大会议的时候，就向心腹吴法宪交代，要把军内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在林彪看来，我就是要‘揪出来烧掉’的一个。”

    4月16日，江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直接把火种抛向武汉。

    5月份以后，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多次给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打电话，要武汉空军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在武汉军区后面跑。

    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文化大革命’，让各种坏事暴露出来，把各种隐患诱发出来，问题就解决了。”

    在这个讲话中，林彪表白了他整武汉军区的一贯用心。整武汉军区是他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坏人的挑动支持下，武汉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得更厉害了，形势更混乱了，武斗也升级了。

    陈再道回忆说：“那时，武汉的造反派，集中力量向我猛烈开火，街道里，马路上，到处贴着标语、漫画、大字报。”

    陈再道说到这里，止不住地哈哈大笑：“说起来真是笑话。有一张大漫画，把我竟画成青面獠牙的凶神恶煞。漫画旁边还配了一首打油诗：陈再道，你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扒你的皮，看你还保不保刘少奇!”

    武汉的两派人员，涌到了北京。他们在天安门前、王府井和中南海周围，到处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申诉各自受到的迫害。笔者也亲自听过他们的申诉，看过他们武斗时血淋淋的照片。他们把武汉问题的大标语写上北京的大街……

    武汉的形势，引起党中央的关切。

    毛主席到武汉

    1967年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一封电报，把武斗的责任归罪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电报说：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武汉军区按照电报精神，在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选出各组织的代表。军区也确定了赴京汇报的人员名单，准备好到北京汇报，解决武汉问题了。

    “就在这时，大约7月10日左右，周恩来总理给我打来电话。”陈再道回忆说，周总理告诉我：“你们不要派代表来北京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就地解决问题。”

    1967年7月14日早晨，周恩来乘飞机到达武汉，为毛泽东打前站。同机到达的有海军政委李作鹏和海空军作战部长等人。

    14日中午，公安部长谢富治、空军政委余立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带着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四个红卫兵，由四川重庆市到达武汉。他们原来是奉中央之命，到云南解决军队支左问题的，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由云南转到重庆。

    当天晚上，毛泽东乘专车到达武汉，随毛泽东同行的有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等人。

    周恩来没有安排谢富治、王力去车站迎毛泽东。晚上，当谢、王在夜幕中去看大字报的时候，这两位“文革大红人”很快被群众认出来了。本来是绝密行动，一下走漏了消息。于是，武汉两大派都贴出大标语，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但是，两大派都不知毛泽东、周恩来在武汉。

    1991年3月，笔者再次访问王力，谈起“7·20事件”时，动过手术的王力，在阳光明亮的书房里，以浓重的淮安乡音告诉笔者说：

    “我们奉主席指示，解决西南问题。7月13日晚，总理打电话到重庆，要谢富治赶到武汉，说是紧急任务。谢富治当即请示总理，要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

    “在总理做出决定之后，我因主席交待赴西南的任务未完成，所以才打电话给关锋，询问如何改变计划?到武汉是什么紧急任务?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

    “为什么毛主席点名要谢富治去武汉?除了他是公安部长，还因为在战争年代，他曾指挥过当时驻武汉的部队，熟悉那里的军队干部。”

    谢富治同陈再道是老乡，是红军老战友，又都是上将。谢富治一见面就亲切地对陈再道说：

    “我是受康生和江青之托，来转变武汉军区支左方向的，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

    陈再道一听就火了：“对不起，我没法帮你们的忙!”说罢，把门一摔走了。

    谢富治追了出来，拉住陈再道说：“咱们可是朋友，我可是为你好啊!”

    陈再道说：“我根本不相信你们!”

    谢富治说：“那你相信谁?你连中央文革都不相信了吗?你知道陶勇的下场吧!”

    陈再道知道，谢富治说这话，是在对他下警告。

    美丽辽阔的东湖，银波荡漾，太阳一出来，照耀得满湖波光粼粼。湖堤岸边，绿树成荫，精巧雅致的别墅小楼，掩映在翠林间。中央领导一来，小楼窗口的灯光，星星点点，从深夜闪到天明。

    14日晚上，在安排好毛泽东、周恩来住处和警卫工作之后，住在东湖宾馆二所的陈再道、钟汉华应召来到百花一号别墅，会见周恩来。

    周恩来指示他俩，要做好汇报武汉情况的准备，并且语重心长地说：“要你们做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

    陈再道回忆说：“我们对要做检讨，思想上不通，不知道支‘左’错误在哪里。”“总理看见我们情绪不好，脸色很沉重，又对我们进一步解释说，在离开北京前，毛主席曾对他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听总理这么说，心里虽然踏实一些，可是脑子里一直乱哄哄，武汉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翻过来，复过去，来回在脑子里翻腾，演电影，闹得一夜没合眼睛。”

    15日和16日，毛泽东两次召集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和谢富治、王力开会，听谢富治、王力汇报云、贵、川问题和武汉问题，议论解决武汉问题和办法。

    毛泽东说，他要坐镇武汉，解决武汉问题。谈到如何处理武汉问题时，毛泽东指示说：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保守群众组织，让谢富治、王力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

    毛泽东在会上还要周恩来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军区领导同志的工作。

    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认为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错了，所以谢富治、王力到武汉后，打击“百万雄师”，支持它的对立面“工人总部”。“百万雄师”对把他们打成“保守组织”很不满，因而引发“7·20事件”。

    从7月15日开始，直到7月18日，周恩来每天下午亲自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及驻武汉部队的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同志开会，听取武汉地区情况的汇报。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听这个汇报。随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杨成武、李作鹏、郑维山等也断断续续、时进时出地听了汇报。

    7月18日下午，周恩来做了总结讲话。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责任由军区领导同志来承担。周恩来建议陈再道、钟汉华要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接着，周恩来关切地说，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后，可能要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要由中央来做。

    周恩来望着在座的军区同志继续说，军队要对部队进行教育，各群众组织都要整风，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他说，支左部队要做好两派的工作，搞好大批判、大联合，搞好对“百万雄师”的团结工作。

    周恩来在讲话中，还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他并且主动承担责任，说军区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

    最后周恩来还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他说，支左犯错误是难免的，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

    陈再道回忆说：

    “听了周总理的讲话，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更加了解周恩来总理的高尚和伟大。据说，这个讲话提纲是总理亲自拟定的，并且是送主席亲自审定的。可是，当时，我们没有了解总理的难处。总理那种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精神，是我要永远学习的，永志不忘的。”

    7月18日晚上，周恩来要赶回北京。临走之前，他带陈再道和钟汉华来到毛主席住地梅岭一号别墅。毛泽东在客室里等候的时候，谢富治、王力也在客室里，坐在毛泽东的对面。

    东湖宾馆，就径直来到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并且公开接受和佩带该派的袖章。

    造反派总部立即把这个新闻用高音喇叭广播了。全校各派群众立即沸腾起来，在校内和街道到处张贴欢迎中央文革大员的标语。

    王力回忆说：

    “我们的身份被群众公开了。我们立即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周恩来总理。总理听了以后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灯亮了，现在就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

    周恩来当即亲自通知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他们向群众公开宣布，谢富治、王力到武汉解决文化大革命问题。

    武汉三镇轰动了。各派群众组织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武汉解决问题，称誉谢富治、王力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王力回忆说，周恩来在武汉期间，为保卫毛泽东安全，曾指示武汉军区收缴各派群众组织的武器，

    但是这一正确决策，却没有能够贯彻。

    王力回忆说，毛泽东听说武汉军区下命令收缴武器以后，在7月18日的讲话里，批评说：

    “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从此以后，周恩来等在多次讲话中，只讲“不要武斗”，再也不提收缴枪支了。

    不收缴枪支，怎么能制止真枪实弹的武斗呢?

    错误的决策，招宋更大的动乱。一边高喊制止武斗，一边又把真枪实弹分发给相互对立的两大派。支一派，压一派，其结果必然是矛盾激化，火上浇油，武斗升级，“全面内战”。

    “雄师”怒吼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连日的谈话精神，谢富治、王力连续到造反派据点进行工作，发表了很有倾向性的讲话。他们在大捧造反派的同时，又大压“百万雄师”的一派，致使一派兴高采烈，另一派极度愤慨。

    7月17日夜间，谢富治，王力等人来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谢富治一去，就让联络总站的负责人开出一张“头头们”的名单，装进了他的口袋。十天之后，这张名单上的十三人，全被逮捕了。他们之中的八个人，一直关到1972年。

    当时，王力指责“百万雄师”说：“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

    “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解释说：“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才这样。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让回去，我们‘百万雄师’表示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都回去……”

    王力听了很不耐烦，说：“你们提这个问题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别人嘛!你们怎么管得了别人呢!”

    “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回答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就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团也平等对待!”

    第二天，“百万雄师”负责人向全市的所属组织传达了东湖宾馆，就径直来到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并且公开接受和佩带该派的袖章。

    造反派总部立即把这个新闻用高音喇叭广播了。全校各派群众立即沸腾起来，在校内和街道到处张贴欢迎中央文革大员的标语。

    王力回忆说：

    “我们的身份被群众公开了。我们立即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周恩来总理。总理听了以后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灯亮了，现在就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

    周恩来当即亲自通知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他们向群众公开宣布，谢富治、王力到武汉解决文化大革命问题。

    武汉三镇轰动了。各派群众组织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武汉解决问题，称誉谢富治、王力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王力回忆说，周恩来在武汉期间，为保卫毛泽东安全，曾指示武汉军区收缴各派群众组织的武器，

    但是这一正确决策，却没有能够贯彻。

    王力回忆说，毛泽东听说武汉军区下命令收缴武器以后，在7月18日的讲话里，批评说：“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从此以后，周恩来等在多次讲话中，只讲“不要武斗”，再也不提收缴枪支了。

    不收缴枪支，怎么能制止真枪实弹的武斗呢?

    错误的决策，招来更大的动乱。一边高喊制止武斗，一边又把真枪实弹分发给相互对立的两大派。支一派，压一派，其结果必然是矛盾激化，火上浇油，武斗升级，“全面内战”。

    “雄师”怒吼

    根据毛泽东、周恩来连日的谈话精神，谢富治、王力连续到造反派据点进行工作，发表了很有倾向性的讲话。他们在大捧造反派的同时，又大压“百万雄师”的一派，致使一派兴高采烈，另一派极度愤慨。

    7月17日夜间，谢富治，王力等人来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谢富治一去，就让联络总站的负责人开出一张“头头们”的名单，装进了他的口袋。十天之后，这张名单上的十三人，全被逮捕了。他们之中的八个人，一直关到1972年。

    当时，王力指责“百万雄师”说：“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

    “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解释说：“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才这样。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让回去，我们‘百万雄师’表示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都回去……”

    王力听了很不耐烦，说：“你们提这个问题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别人嘛!你们怎么管得了别人呢!”

    “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回答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就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团也平等对待!”

    第二天，“百万雄师”负责人向全市的所属组织传达了王力讲话。群众一听传达，坚决反对王力的讲话。

    火上加油的事又接踵而来。

    7月18日，叶群亲自打电话给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说：“武汉形势在变”，“有事找王力，听王力的话”。

    当天晚上，谢富治、王力由刘丰陪同，来到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

    谢富治代表“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支持这派群众组织。他说：“你们造反派的风格要高，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放心。你们在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中，做了许多努力，做了很大贡献!”

    王力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说：“武汉问题一定可以就地解决，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三钢’、‘三新’就是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是要相信你们，依靠你们。”

    王力接着又说：“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这些天你们受压，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还说，“工总”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7月19日，造反派立即将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用高音喇叭向全市广播。

    谢富治、王力的讲话，像一颗炸弹，在武汉军民两大派中爆炸，终于引发了“7·20事件”！

    7月19日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武汉的大街小巷。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尖锐地指出：

    “王力窃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群众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有理，还是有罪?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下午，武汉军区党委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请谢富治、王力出面向干部做工作。

    谢富治在会上说：“那些造反派大方向没有错，执行了中央文革的路线。他们提出的揪武老谭，是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对的。武汉军区党委和部队同志，必须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原来不准备讲话的王力，接着发表了长篇讲话。他用训人的口吻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讲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王力滔滔不绝地一气讲到夜里11点。王力把“百万雄师”说得一无是处，而对“工人总部”则倍加赞扬。他的话，支一派打一派，激怒了全场。许多人早就听烦了，可是还得耐着性子听下去。那些在会场以外的群众和战士，却开始行动起来。他们怒气冲天，集会、讲演、喊口号，把久久埋在心底的愤怒喷发出来。

    军区干部会刚散不久，省直机关干部、独立师、29师的战士起来“造反”了。他们头带安全帽，手执长矛，开着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报的消防车，浩浩荡荡涌进军区大院。愤怒的群众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回答他们的问题：为什么要把“百万雄师”划为右派、保皇派，打成“保守组织”?有什么理由把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武汉军区为什么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

    军区机关干部和家属、小孩，为声援他们的斗争，打着灯，纷纷送茶送水，支持“百万雄师”。

    军区领导同志为保卫王力安全，悄悄将他从军区大院后门转移到东湖宾馆，并且说服群众离开军区大院。

    但是，涌在武汉街上的人群，深夜也不肯散去。他们冒着酷暑的蒸烤，浑身淋着汗水，成群结队地围聚在一起，激情地争辩着、讨论着。

    20日凌晨四时左右，手执长矛，头戴安全帽的两千多“百万雄师”，乘着27辆卡车和八辆消防车，又来到军区大院。他们声称如再不解决问题，明天就可能罢工。

    陈再道回忆说：

    “上午7时，‘百万雄师’又有二百多代表来到东湖宾馆，要求谢富治、王力出来解答问题。他们挤在百花二号门口，要找王力。”

    一早来到这里的陈再道，同谢富治一道，劝大家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去谈。“百万雄师”的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成一圈，同谢富治、陈再道“谈判”。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代表们也答应先回去。王力看到双方气氛较好，也从屋子里走出来，同陈再道、谢富治坐在一起。

    “正在这时，又冲进几百人来。”陈再道回忆说：“他们大多是独立师和29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找不到王力，就冲进来，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他们认不得王力，就错把我当成王力，一上来就是拳打脚踢、枪托撞击，将我打了一顿。王力趁着混乱跑回屋里。谢富治是从湖北出去的老红军，又是国务院副总理，群众连指头都没动他一下。”

    群众心里有气。他们随即又冲进屋里，将王力架出来，塞进汽车，拉到军区大院。

    周恩来住的百花一号别墅，距谢富治、王力住的地方只有百米，群众连去都没有去。

    毛泽东住的梅岭，更是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的迹象。

    陈再道笑着说：“如果我真是要想搞‘兵变’，我怎么会首先挨打呢?怎么不动谢富治一根汗毛呢?怎么会不包围毛主席的住地呢，世界上哪有这样搞‘兵变’的呀!林彪、江青一伙说‘7·20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指鹿为马的诬陷。”

    王力被群众揪到军区大院四号楼的阳台上，院子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摇摆着红旗，像汹涌的波涛，喧嚷着，吼喊着。屋顶上，阳台上，树干电杆也爬攀着人。口号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响震着四周楼房。

    “毛主席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

    “打倒王力，王力滚蛋!”

    “揪出谢富治!”

    群众和战士代表蜂拥阳台，愤怒质问王力、批判王力：为什么要把“百万雄师”打成右派?为什么要支一派，打一派，把一派打入地，把一派捧上天……

    王力吓得目瞪口呆，不住点头哈腰，晃着汗水淋淋的脑袋，一连声说：“我有错误，我有错误……我不该胡说!”

    到场的军区领导钟汉华等同志，一边苦口说服群众，一边手挽手奋力保护王力。

    一时失去理智的战士，还是鲁莽地冲了过去，一阵拳打脚踢，将王力打得浑身青肿，左腿脚骨粉碎性骨折。

    中午时分，王力在军区政委钟汉华等同志护卫下，悄悄走出军区大院，转移到小洪山北侧的军区某师师部六号楼。以后，又被人转移到小洪山的玉米地里，躲藏了一天。

    20日下午，武汉“百万雄师”七万军民一起涌上街头，打着红旗、标语，喊着口号，乘着数百辆大卡车，排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地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机关干部和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也像浪涛一般，涌上大街，一路张贴标语，一路高呼口号：

    “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王力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

    “打倒王力!”

    “欢迎周总理到武汉!”

    7月20日到23日，在连续举行的示威游行中，独立师几百名军人全副武装，带着“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汽车上架着机枪，并肩同群众一起游行。黄石市和武汉近郊的工人、农民也参加了示威游行的行列。

    四川、辽宁、陕西等省的一些群众组织，发来了声援电。

    武汉大街上出现了许多醒目的大标语：“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打倒戚本禹”，“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

    王力说，当时毛主席对“7·20事件”，先是很恼火，加上林彪、江青的煽动，说了一些气话。后来冷静下来，才做出接近实际的论断。毛泽东说：他们是想以王力做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这就是说，“7·20事件”，一不是反革命叛乱，二不是“兵谏”，三不是毛泽东住到“贼窝”里去了。

    武汉“7·20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爆发的一次对极左路线的群众性的抵制和抗争。如果说“二月逆流”是中央政治局内部高层领导人对极左路线的批评，那么到了七月的武汉事件，对极左路线的抵制，已演变成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了。

    林彪“大做文章”

    武汉军民本想以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引起中央的重视，采取正确方针处理武汉问题。然而林彪、江青却利用这一事件，在所谓“兵变”上“大做文章”。

    7月19日，北京得悉武汉的消息。这天黄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指示，打电话给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要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接受临时紧急任务。

    邱会作准时来到浙江厅。只见林彪、江青、叶群三人坐在沙发上，气氛严肃而紧张。

    林彪板着苍白的脸孔，一声不吭。看到邱会作进屋，林彪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江青憋着一肚子火。一见邱会作到来，她便开口说：“你来得正好，毛主席在武汉，现在那里形势很紧张。派你去给主席送封信，还要带几个医务人员。”

    江青停一停，又嘱托说：“你乘专机去，到了武汉以后，能乘汽车更好，若不能乘车，你就步行进武汉。”

    江青当即把准备好的一个大白色信封，交给邱会作。邱会作离开大会堂，直奔西郊机场，于20日凌晨飞达武汉王家墩机场。

    邱会作到机场不久，毛泽东由杨成武、汪东兴等陪同，乘专列也到了机场。

    邱会作在火车上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江青的信，淡淡地说：“待会儿，给他们回几个字。”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上了飞机。邱会作赶到机场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当着杨成武的面，对邱会作说：“不写信了，也没有什么话交待，你回北京吧!”

    21日凌晨二时，飞往上海的毛泽东的专机起飞了。

    听到武汉军民游行反对王力，深为武汉事态担忧的周恩来，决定第二次返回武汉。他要亲自了解情况，处理武汉问题。

    周恩来的专机，于7月20日下午3点50分从北京起飞。飞行途中，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欺骗周恩来说，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周恩来。专机不能在那里降落，而降落到距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一到武汉，就催武汉军区领导同志，赶快把王力找回来。

    22日凌晨三点多钟，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和海军政委李作鹏，从小洪山的玉米地里接走王力，由武汉空军驻地转移到山坡机场。

    这天，按照精心安排，谢富治、王力乘坐的专机，比周恩来的专机先起飞，于22日下午飞离武汉。

    为使周恩来的专机能提前到达北京，参加北京欢迎谢富治、王力的仪式，谢富治、王力的专机特地在远郊上空，多绕了几圈，晚了半小时，等待周恩来的专机先降落。

    下午4时50分，谢富治、王力的专机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当腿上绑着石膏、绷带的王力走下飞机时，机场上响起“向王力致敬”的口号声。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等迎上前去，同谢富治、王力热烈握手、拥抱。

    “惩一儆百”

    7月22日晚上，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参加，由谢富治汇报“7·20事件”情况。

    会议讨论决定：把“7·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诬蔑武汉事件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并决定：

    一、发一个中央告武汉人民书；

    二、调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到北京处理；

    三、在北京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

    散会以后，林彪在夜里又给戚本禹打电话，指示处理武汉事件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打草惊蛇。”

    林彪指示戚本禹，起草向武汉、郑州地区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并且指示：“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毛主席。”

    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组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声讨“7·20事件”。

    7月24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林彪讲话说：“凶手一定要捉起来，要公审，此风不可长，惩一儆百。”又说：“要把武汉放在被动的地位，不要让他们过早争取主动，让他挨一顿骂。”

    会议提出了出席7月25日首都百万人大会的名单。在会上，江青和康生坚决主张提“党内军内一小撮”，坚决不让叶剑英、徐向前出席大会。

    会议结束后，中央文革小组把研究要点书面报告林彪。林彪表示完全同意，并且提出他本人要出席欢迎大会。他还要康生给上海打电话请示毛泽东。

    25日下午三点，林彪又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小组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以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下午四点多钟，林彪由秘书、警卫搀扶着，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天安门城楼。林彪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现在他们给我们出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造反组织头头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林彪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进行中，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蒯大富找到王力，问：“全国老保如此行动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表示赞同，连连点头。

    蒯大富问王力：“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

    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

    蒯大富又问：“武汉事件的后台是肖华?”

    王力说：“不是”。

    蒯大富又问：“是不是叶剑英、徐向前?”

    这时，王力“表示默认”。

    7月26日，《人民日报》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的通栏大标题，详细报道了这次大会。大字标题中明确提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支持你们》，表示，“最热烈地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最坚决地声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这天报载：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聂荣臻、江青、戚本禹、姚文元、叶群等同谢富治、王力登上天安门城楼。

    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沈阳等各大城市，都相继举行了数十万人的示威游行。中央报刊相继发表新闻、文章、社论76篇之外，电影制片厂还拍了一部《北京支持你们》的记录片，在全国放映。从此，拉开了一场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序幕。林彪、江青“大做文章”，武汉军民遭到空前的围攻和迫害。

    丑恶的“表演”

    7月23日凌晨三点，武汉军区接到以中央名义发来的电报通知，要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等15人到北京去“开会”。

    这架专机，于7月24日凌晨三点钟到达北京，陈再道等随即到了京西宾馆，住在第九层楼上。

    消息很快传出去了。北京文艺口的几百名造反派，喊着要“找陈再道辩论”，冲进了京西宾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看到情况紧急，根据周恩来保护陈再道的指示，立即派人把他们藏进电梯，在八层和九层之间停了下来。

    周恩来担心陈再道等人被造反派抓走，要傅崇碧把造反派弄走。

    傅崇碧说，造反派不听我的，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

    周恩来随即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周恩来十分严厉地说：“我管不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待!”

    谢富治一出面，造反派很快撤走了。

    但是，“三军造反派”的队伍却按照江青、叶群的布置，迅速包围了京西宾馆。叶群指示造反派说：“插红旗，占位子，静坐示威游行，连续搞几天。”还要他们到处张贴“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标语。

    京西宾馆四周人山人海。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连夜部署，组织各总部、各军兵种造反派数万人，分乘几百辆卡车，日夜轮流围攻京西宾馆，支援揪斗陈再道。

    叶群、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还亲自带领各军兵种负责人，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绕京西宾馆游行，表示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群众，要和大家“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7月26日下午，中央召开扩大碰头会。

    参加碰头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兵种的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

    武汉军区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个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就座”，但只准像接受审讯一样站着。

    会议开始，谢富治首先发言。他煽动说：“7·20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接着，吴法宪按照叶群吩咐，气势汹汹地咆哮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吴法宪还信口开河地说，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的关系。他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据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周恩来听见吴法宪越说越不像话，一连三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但是，吴法宪仍然滔滔不绝，竟然当场恶毒攻击徐向前元帅。他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徐向前对武汉问题要负责任，应当追究这个责任。

    徐向前参加了这个会议。他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他写张条子递给周恩来，忿然离开了会场。

    陈再道当场申辩说：“如果说我在武汉搞兵变，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陈再道把话讲完，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到会场，当场野蛮地扒掉五位老军人的领章帽徽，接着就拳打脚踢，搞喷气式，将陈再道打倒在地……

    会议中间休息时，吴法宪又组织一伙服务人员对陈再道进行武斗。

    周恩来批评吴法宪搞武斗不对，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这次，对陈再道的批斗会，连续持续到夜晚。陈再道一直低头弯腰六七个钟头。他实在支持不下去，请求康生允许他们几个坐下来。

    “我是放牛娃出身，快60岁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哪知，没等陈再道把话说完，康生就拉长老脸，凶神恶煞地训斥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这时，吴法宪突然从主席台旁边窜出来，扑上去，劈面打了陈再道两个耳光……

    李作鹏、邱会作等也都接连在会上发言，竭尽恶毒攻击之能事。其他军区的负责人也都发言表态，说明自己对武汉事件的态度。

    武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是个体魄魁梧的彪形大汉。到北京后，多次被吊打拷问，昏过去，又醒过来。当审问员问他，陈再道给你下达什么命令?交待过什么搞“兵变”的任务时，这个久经考验的战士，忍着酷刑，总是回答一句话：“我死也不能乱说，……陈司令没有交待别的任务，就是要我们好好保卫毛主席!”

    一幕浩劫

    从7月26日起，《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每天各自发表社论，相互转载，共达十几篇之多，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高潮，在全国揪陈再道式的人物。

    清华“井冈山”造反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以及各地造反派驻清华的“联络总站”，准备大干一场。几天后，笔者曾获准到“对外作战部”访问。设在清华大学三层楼的“作战部”，充满神秘气氛，但只有几个人进出。看来还没有进入“临战”状态。

    7月27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研究决定，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这封由陈伯达起草的信，写道：“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信中强调指出：“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

    信中还诬蔑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宣布改组军区领导班子，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由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空军的刘丰任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小型座谈会”上谈到武汉问题时，猖狂地诬蔑说：“武汉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这是以陈再道为首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搞的一个反革命叛乱。”

    《红旗》杂志在第12期社论中说：“武汉三镇的胜利凯歌鼓舞着全国人民，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

    “新高潮”、“大风暴”就是新灾难、大浩劫!

    请看：武汉军区的独立师，被打成了“叛军”。林彪亲自下令，取消了这个部队的番号、代号，并且撤离武汉进行改编。

    在东湖宾馆担任多年警卫任务的部队，被全副武装押送到农场劳动改造。

    “百万雄师”群众组织被打成“百匪”、“反革命组织”，不少解放军的家属和百万雄师组织的家属被打成了“叛军家属”、“匪徒家属”。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游斗，有的被长期关押，大批无辜者被打伤、打死。

    据湖北省统计，全省在“7·20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军人、群众多达18．4万余人，仅武汉市就被打死600多人，打伤、打残6．6万多人。如果加上两派武斗中伤亡的人数，伤亡人数就更骇人听闻了。

    1978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给“7·20事件”平反、昭雪。

    同年11月28日，湖北省在武汉市召开“7·20事件”平反昭雪大会，全省参加和收听的多达一千多万人。会上，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宣读了中央文件。他说：“7·20事件”是湖北省人民，反对林彪、“四人帮”的革命行动，根本不是什么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所谓“反革命”叛逆事件。这是林彪、“四人帮”为篡夺党的领导权，而制订的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个反革命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