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县往事小记（二十九）

      气鼓

      “气鼓”是我们大队的知青，他原是1965年下放在桂阳县的知青，1969年初，他附中的哥哥下到了靖县，他就从桂阳转到靖县投靠他哥哥来了，他两兄弟都少与外界接触，埋头在队上出工。他不是附中的，知青对他都不太熟悉，他小学与我同学，所以我认识他，见面还能打声招呼，但没有多话讲，我以为他是不爱说话的。他哥哥个子较高，脸较瘦，文弱谦和，他却比哥哥矮，胸脯厚实，腰杆子板硬的，头象热水瓶塞，一双眼睛鼓瞪瞪的，他走路的姿势很特别，是鼓着腮，圆睁着眼，一副威猛的样子，仿佛气鼓气鼓似的，我们组上的小H 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气鼓”，这个名字很形象，一下在我们大队传开了。

       下放的第二年，我们大队的知青组有一半是散了伙，分了灶的，他们这组也分灶了，他两兄弟在一起开伙，住的是一人一间房，按理说两兄弟应该同甘共苦的，但他因胃口大，常填不饱他的肚子，所以在吃的方面总想多得点。一次他们父母从长沙寄来一包裹，全是吃的，碰巧他到铺口办事，被他给取了回来，他不告诉哥哥，将它藏到自己的房里，一人躲着偷偷的吃，他哥哥完全给蒙在鼓里，一点也没察觉。直到他父母来信询问包裹收到没有？为什么这久没回信，他哥哥才知道家中寄包裹来过，就到铺口邮局打听，邮局翻开记录，是他弟弟签的字，早给领走了，回来后同弟弟大吵一架，这事才给传出来。

       我和“气鼓”在修金麦水库时相处过一段时间，那是在1971年冬，我们都被派去修金麦水库，住在木山大队的会冲盘生产队，我们大队先期去的知青不多，只我和小H、“气鼓”，还有王纪卿四人，我们大队的民工全睡在一户社员的楼板上，楼上的谷仓是空的，我们四个知青就占了，成了我们的小天地，“气鼓”这个外号就是小H在那时给他起的。我们平时与“气鼓”、王纪卿两人接触不多，对他们不太了解，住在一起后，才发觉他俩都善谈，王纪卿个子比我还瘦小些，象个在读的中学生，他扯起谈来是天南海北，国内国外，不作边际的；而“气鼓”虽说象莽汉，谈吐也不太连贯，但都能讲到点子上，他谈在桂阳的经历，就念念不忘桂阳的烟叶，桂阳是我省盛产烟叶的地方，“气鼓”在那儿也种过烟叶，他说在那里吸烟方便得很，随手摘一片黄烟叶，卷成喇叭筒抽起就是的，烟叶收割后，家家户户都挂着烟叶，够你抽的，到靖县后要自己买烟了，买的还没有桂阳的喇叭筒好抽。“气鼓”也看书，竟看过“十日谈”，“十日谈”在当时完全是本禁书，这本书在铺口知青中暗地里传阅，大部分知青都不知道有这本书，他居然也看了，真令我惊奇，他是从他们组上的知青那里看到的。这本书我也私下看过，在当时，书中一些露骨的描写令人发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气鼓”不管这一套，津津乐道的讲了出来，他以为我们都没看过，他最爱讲的是“把魔鬼打入地狱”那篇，讲完后就开心的大笑。当我们中有人在追逐五星大队的“小芳”时，他也凑起热闹来，不时的加入两句“把魔鬼打入地狱去”，大多数人都听不懂这话的意思，不知道他是在助兴还是寓意着什么？他自己可能也意识不到，因为这句话已成为他的口头语了。

      “气鼓”因做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在铺口知青中一鸣惊人。那是1972年年底，从公社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气鼓”被县公安局逮捕，罪名是里通外国。听到这消息后，我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一个不喜欢吭声的人，竟然会里通外国？我和他在金麦修水库时，同吃同住同劳动达两个多月之久，从未听到他讲过半句对现实不满的话。不久，从他们队上的知青那里打听到，事情是真的，他的确被抓走了。详细情况是这样的，靖县公安局截住了一封发往香港的信，收信人的地址是敌台公布的地址，公安局一看信的内容，就知道是知青写的。信是在藕团邮局发的，于是公安局就盯住铺口、藕团、新厂这一条线上的知青，逐个排查。我那时肯定是被列为重点的怀疑对象，因为我舅舅们在香港（在“海外关系”一文中提到过），只是不知道罢了。可能是通过查档案对笔迹怀疑到了“气鼓”，怀疑到他后，还要找证据，他们在生产队策划了一场出工，让队上把知青都安排上排牙山做事，中午不能回来，他们一走，公安局的就进了“气鼓”的房，仔细搜查，没多费工夫，就找到了证据，枕边的那台半导体收音机显示的频率，正是那敌台的频率，他头天晚上还在收听敌台，抽屉里的信纸也与那封信里的相同，有了这些，就可以结案了。下午，“气鼓”他们从山上回来，“气鼓”外表象个粗人，其实心细，一进房就发觉有人动了他的东西，马上警觉起来，联想到往境外寄的那封信，他不免害怕起来，立刻收拾一点钱和粮票，不辞而别，但他已被监视了，还只走到官团大队就被抓住了，送到县里，给判了七年徒刑。当时，知青都在谈论他，说他不想事，那种信怎么能写？那地址早已在被公安局盯上的。说他不想事？他又晓得这信在铺口不能寄，要跑到藕团去寄，如果他还想得远点的话，丢到县城的邮筒里，那案子就冒得这么快破了。后来听说此案不算里通外国，是反映情况，属错判，解除徒刑仍回到生产队，那信里中究竟写了些什么？他没对外人说过，大家都不知道。78年他也搭上了知青返城的最后一班车，回到了长沙，安排在河西的一所重点中学当校工，前几年就内退了，回城后我一直没碰见过他，如能见着他的话，我会向他问候一声：“你过得还好吗”？

写信到敌台公布的地址在当时可是不小的“罪行”，能放回来算万幸。

我们大队有人收听敌台都查了几个月，谁都不承认，只好不了了之。

我看他还是不想事，当时那样的信就不能发。

安排在河西的一所重点中学当校工，那不是和小康一起工

作，问问他，不就知道他的近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