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27日，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军民大会。在这个被称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一伙，把揭露“杨、余、傅事件”，当作文化大革命决战“第五回合”的一次胜利来庆祝。

    林彪、江青一伙叫嚷的这“五个回合”是：第一回合，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第二回合，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第三回合，击退所谓“二月逆流”；第四回合，揪出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第五回合，揭露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

    为了解“杨、余、傅事件”真相，笔者多次访问当事人杨成武、傅崇碧将军，余立金将军夫人陆力行和有关人士。

    “第五个回合”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称：(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又发布命令，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任命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文章，说什么被推翻的敌人决不会死心，决不会睡大觉，每日每时企图复辟，“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这篇评论是新风暴的信号。

    信号来自3月22日深夜的党中央的碰头会。

    这天深夜，林彪走出他在人民大会堂住的新疆厅。向住在118号房间的毛泽东，当面汇报杨成武的问题。当时，在场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吴法宪等参加中央碰头会的人。

    林彪把杨成武的错误，归纳为五条：

    一、杨成武拉拢余立金整吴法宪，两人勾结起来，要夺吴法宪的权，把空军的王飞、何汝珍、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分子。

    二、杨成武在批判罗瑞卿时掉了眼泪，说：“可惜，可惜!”，开会时又反对开除罗瑞卿的党籍。因此，林彪说：“杨成武实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

    三、杨成武搞宗派主义，搞晋察冀的“华北山头主义”。他写的所谓“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实际上是要大树特树他自己的绝对权威。

    四、杨成武勾结傅崇碧，利用北京学生两大派的矛盾，分裂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企图搞垮谢富治，篡夺北京市的领导权。

    五、杨成武在总参整了林彪办公室秘书郭连楷的老婆，影响了林办的工作。

    讲到最后，林彪向毛泽东提议：杨成武不能当代总长了。

    毛泽东问：谁能当总长呢?

    林彪说：调黄永胜代总长或第一副总长。

    毛泽东听了汇报说：杨成武的问题，不算很大也不算小。接着又说：黄永胜是秋收暴动武汉警卫团的，不要代了，就当总长吧。

    毛泽东看见吴法宪也在场，马上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我支持你!

    善于逢场作戏、阿谀奉迎的吴法宪，装出深受感动的样子，揉搓着眼皮，呼嗤呼嗤地哭了起来。

    周恩来总理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严肃地制止说：哭什么?不要哭!

    毛泽东转身走进厅内卧室里去了。碰头会当即由周恩来主持，具体讨论了对杨成武、余立金以及对傅崇碧的处理问题。

    谈到余立金的问题时，江青突然插话说，要把余立金老婆陆力行也抓起来，说她姐姐在上海公安局，搞过江青的材料……

    “你不当代总长了”

    按照中央碰头会的决定，3月22日，这个充满恐怖的黑夜，昔日征战沙场的三位将军——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遭到逮捕、隔离。

    14年后，1982年12月2日夜，笔者在四届人大代表开会住处，采访了杨成武将军。他体魄高大，记忆清晰。当谈起身遭的苦难，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情不自禁地热泪滚滚。

    患美尼尔氏症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久病家中。1968年3月22日夜，叶群为了表示林彪对他的关心，这天晚上，派他儿子林立果和秘书，亲到床前表示慰问。

    那时，杨成武已经服了安眠药，睡熟了。可是，林彪秘书仍然把他叫醒说：“101(林彪代号)对首长的病情很是关心，特让我们来探望，希望杨代总长好好休息。”

    林彪秘书刚走不久，原来驻杨成武家附近的警卫部队，接到紧急通知撤走了。另换来的一支部队，立即包围杨成武的住宅。他们冲进住宅，把杨成武的母亲、妻子、秘书、警卫一个个喊醒，把他们像犯人样地驱赶到楼下的客厅里，门口站了几个人，禁止外人接近。

    李作鹏、邱会作带着几个持手枪的战士，如临大敌，敲开杨成武的门。

    邱会作假装正经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

    李作鹏戴着墨色眼镜，站在他背后，一言不发，盯着披睡衣的杨成武。

    “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杨成武觉得情况不妙，生气地说：“你们搞什么名堂?”

    杨成武马上拿起红色电话机，想问周恩来总理是怎么回事。电话线被切断了，没有一丝声音。他转身拿了件警卫员的棉大衣，被人推拥到楼梯。

    看到一家被劫景象，杨成武十分震惊。他怒气冲冲地对邱会作说：“你们到底搞的是什么名堂?开会?少来这一套吧!你们没有党性，也该有人性嘛!邱会作，你要有点良心呀!”

    (对这，后来邱会作在法庭上受审时交待说：杨成武这几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我一句话也没说。每想及此，总是心惊肉跳的。)

    杨成武被推进一辆黑色吉姆车里，他夹在中间，两边坐着“保驾”他的李作鹏和邱会作。

    汽车穿过一条条大街，杨成武被押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

    这是林彪办公的地方。林彪坐在中间的沙发里，两旁是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30多人。

    林彪一看见杨成武进来就宣布开会，宣布中央的决定。

    林彪接着宣布：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黄永胜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林彪刚刚说完，江青跑了过来，嚷叫着：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待，你反对林副主席的阴谋活动。

    吴法宪也高喊：杨成武，你必须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代你的黑后台!

    康生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是为“二月逆流”翻案!你要老实交待同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的关系，交代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是什么关系，和罗瑞卿什么关系?

    陈伯达扯着福建口音，说：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声嘶力竭地喊：你早就想把林副主席架空、推翻，取而代之……，你为什么三次命令傅崇碧冲击钓鱼台?傅崇碧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了得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

    她越说劲越大，带头呼起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打倒杨成武!”

    一片口号声中，杨成武举起手来要讲话。江青摇看手说：散了!散了!

    杨成武问在座的周恩来是怎么回事，周恩来说：不要着急，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批斗杨成武的会刚一结束，他就被人拥上汽车，向西郊机场奔去。在昏暗的晨光里，走上飞往武汉的伊尔18型飞机。

    “三·二四”大会

    1968年3月24日凌晨两点钟，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在京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的全体人员都到了会。

    林彪拉长声音说：“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就是从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纂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与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许世友、韩先楚以及比他地位不相上下的人……”

    林彪在会上讲了三个问题，即关于所谓“华北山头主义问题”、“两面派问题”、“大树特树问题”。

    林彪说：“杨成武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二版，他还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

    他诬陷“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搞晋察冀的“华北山头主义”，说杨成武反对“大树底下好乘凉”，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大讲“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问题，大讲所谓“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实际上树他个人的权威，等等。

    对这次会议，林彪一伙做了精心安排：朱德、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政治局委员，统统不许在主席台上就坐，一律坐在台下，别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却都坐在台上。聂荣臻同志因为心脏病发作，没有参加会议。林彪一伙用这种安排，表示坐在主席台下的政治局委员有问题，是属于可以冲击的对象。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回忆这次大会时，对杨成武说：打倒你那天，老帅们下台了，朱老总带头，徐帅、陈老总和我都在台下。台上，江青、叶群、谢富治歇斯底里地喊口号，嗓子都喊哑了，陈老总衣服里装的是糖，对我说，坐，吃糖，不听他们的。

    “杨成武目中无人”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以73岁的高龄，横渡万里长江。他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里发展起来的。”

    一年之后，当他再次来到汉口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浪已遍及全国了。运动中发生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也越来越尖锐起来。

    一天，毛泽东把连续两年随同他视察的杨成武等人叫到自己的房间，谈了对“文革”的指示和意见。

    毛泽东说，95％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他说：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时，诙谐地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结束，或者稍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

    杨成武认为，这是毛泽东最新的最高指示，立即用保密电话，向北京的周总理如实汇报了原话。

    周恩来立即将毛泽东结束“文革”的指示，迅速在副总理一级的高级领导干部中作上传达。

    武汉发生“7·20”事件后，毛泽东从武汉到达上海。他特别注意从各种报纸了解情况。

    一天，他在沙发上翻报纸，发现了林彪在五一节题写的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指着题词，幽默地问身边的人：谁封我这四个官啊?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他对在场的同志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八一”建军节前夕，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到自己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杨成武当即向毛泽东汇报说，有人要在1967年建军节前夕，砸掉军事博物馆的“八一”军徽，说“八一”不能作为建军节。

    毛泽东惊奇地问：谁要砸掉?他们要哪一天作为建军节?

    杨成武回答说：他们要秋收起义那一天，作为建军节。

    毛泽东说：八一，是八月一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把秋收起义那一天作为建军节，那是不对的。不合历史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毛泽东对杨成武说：

    你记，我讲：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杨成武一边记，一边抬头说：主席，不提毛主席，有人会有意见。

    毛泽东说：那就再加一句，南昌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八一这件事，1933年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曾专门作过决议，怎么能随便改?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

    毛泽东又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

    杨成武汇报说：“北京现在比较乱，老帅也受到了冲击。”

    谈到老帅，毛泽东一一评价说：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呢?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谈到陈毅，毛泽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谈到聂荣臻，毛泽东说：聂荣臻可是个厚道人。

    谈到叶剑英，毛泽东说：叶剑英同志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如果没有他(说到这，主席幽默地摸摸脑袋)，就没有这个了。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叶剑英“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指的是1935年红军一方面军长征到川西北，当时担任四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看到了张国焘要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南下的电令：“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感到事关重大，借故离开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开会的会场，不顾个人安危，策马直奔党中央所在地巴西，把它交给毛泽东，使党中央率一、三军团迅速离开巴西，脱离危险，到达陕北。

    谈到徐向前，毛泽东说：徐老总的问题不能揪住不放。过去的事不能再搞了，那是张国焘的事情。听说，在草地上，徐向前就说过，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谈到贺龙，毛泽东又一次说：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帜!

    1967年7月28日，杨成武专程从上海回到北京，向周恩来作了传达，许多同志都听到了这个传达。在八一建军节的庆祝会上，周恩来在祝词中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八一起义的讲话。

    “八一”过后，杨成武又赶到北戴河向林彪汇报。但没有讲毛泽东的具体讲话。

    这件事，直接触怒了林彪。他对人说，杨成武从上海回来后骄傲了，目中无人了，看不起他，有事也不向他汇报了。

    抓“王、关、戚”

    林彪、江青为制造“杨、余、傅案件”，还诬陷“杨、余、傅”是“王、关、戚”的黑后台。

    所谓“王、关、戚”，即王力、关锋、戚本禹。“文革”初期，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成员。他们在“文革”初期的政治舞台上，部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极“左”路线的代表人物。

    1967年武汉“7·20事件”时，当地的“百万雄师”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搞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被诬为“反革命事件”。

    7月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报刊上公开提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

    这时，“空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红尖兵”的文章，提出要彻底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8月7日，在武汉受伤的王力，躺在北京钓鱼台的病床上，听取外交部“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和六七个造反派代表关于外交部运动的汇报，作了许多插话。造反派把这些插话，整理成讲话稿广为传播。王力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红卫兵做了许多伟大的事。自从上海‘一月风暴’以来，多少造反派夺了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的权力。现在，唯独你们外事口，不断有人煽阴风，点鬼火，说红卫兵管不了外交。我就不相信，为什么红卫兵不能办外交!红卫兵处理的事情，比国际上的关系复杂得多!”

    “有人说，外交部的权不能夺!我要问一声为什么?外交部的权可以夺，陈毅的权可以夺!……不管是谁，只要他和革命造反派唱对台戏，我们就是要把他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

    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长陈毅多次遭到造反派的围攻。外交学院钓造反派乘几辆大卡车，冲进外交部小礼堂，叫嚷：“不揪出陈毅决不收兵!”

    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第二天，他俩又被押上北京街头，到王府井闹市区卖造反派编印的“批陈战报”，强迫他俩边叫边卖，故意给中国人民脸上抹黑丢丑！

    8月28日晚上，造反派围攻火烧英国驻华办事处，严重破坏我国对外政策和声誉，在国际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与此同时，戚本禹指使造反派围困中南海，揪斗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夫人……

    八月底，周恩来叫杨成武带上王力“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到上海去向毛泽东汇报。

    两天之后，毛泽东对杨成武说：“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嘱咐杨成武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临上飞机前，又去向毛泽东请示，问他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将记录给毛泽东念了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

    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他一下飞机便直奔中南海的周总理办公室。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碰头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

    过了几个月之后，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王、关、戚”是林彪、江青一伙的走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打手和骨干，是他们制造动乱的谋士和前线指挥员，他们的不少言论，反映了高层领导人的意图。毛泽东果断地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是为了扭转严重的混乱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疯狂的造反派，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

    “大树特树绝对权威”

    据杨成武告诉笔者，毛泽东视察期间，还谈到“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问题。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刊登署名杨成武的一篇文章，是总参谋部政治部，根据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办事组布置的写作任务而进行的。

    总参谋部党委为讨论起草这篇论领袖权威的文章，三次开会修改，定稿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总参党委书记杨成武。最初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旁边，写了两行字：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定的一篇文章，请闲暇时一阅。

    毛泽东没有时间看。他用粗笔作了批示：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文章送到北京交陈伯达、姚文元修改。陈伯达把修改的文章送到林彪这里，林彪看了，指示说，还是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

    文章发表的第三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谈到“大树特树”的文章：“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停停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

    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碰头会做了传达。会上，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说：文章虽说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我对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作自我批评……

    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

    “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是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杀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得面红耳赤。他头都不敢抬，一直伏在桌面上。

    散会时，陈伯达面对杨成武连连拱手，说：“杨代总长，对不起你!”

    这期间，湖南韶山铁路通车，举行通车大典。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给中央写了一个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和韶山铁路通车的请示报告，其中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报告送给毛泽东。12月17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党中央向全国转发了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批示，对教育群众破除个人迷信起了一定作用。而林彪一伙却利用这个批示，把它作为制造杨、余、傅事件的一个借口。

    许世友的插曲

    视察期间，毛泽东在上海还接见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当时，许世友在南京多次受到了张春桥一伙发动的冲击，“打倒许世友”的标语口号张贴南京内外，许世友被迫转移到安徽金寨的部队农场。他听说毛主席到了上海，立即让妻子亲往上海，送去他写给主席的信。

    毛泽东看了信，问杨成武：许世友在哪里?

    杨成武说：在大别山里!

    大别山是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等许多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长期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同当地群众结下了血肉联系。当“文革”烈火燃遍南京的时候，1927年参加湖北黄麻暴动的许世友，又返回他战斗过的山区，隐居躲避起来，等待时局的变化。

    毛泽东对杨成武说：许世友是大军区的标兵。打倒许世友，其他大军区的，例如沈阳的陈锡联、济南的杨得志、福州的韩先楚不都要打倒吗?许世友不能打倒!要保他，快把他找来吧。

    杨成武回答：我就去!

    毛泽东摆摆手：你不要去，派张春桥去!

    毛泽东又问：你知道张春桥去是什么意思?

    杨成武没有立刻领会用意。毛泽东一语道破：因为张春桥是反许世友的呀!

    张春桥乘专机到了合肥，从金寨接回许世友。

    许世友一下飞机就去见毛泽东。这位粗眉愣眼，性格豪爽，在战火中百炼成钢的老将军，一见毛泽东，跪在地下，哇地哭了起来，热泪流过满是皱纹的面孔。他久久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说不出一句话。

    毛泽东安慰许世友：他们冲击你，你有什么问题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也要把你打倒吗?不能把你打倒呀!

    毛泽东把许世友扶起来，让他坐进沙发，鼓励他说：

    不要难过。你要振作精神，把部队好好掌握好。你要靠近部队，不要单独行动，回来干。

    许世友破涕为笑，大声回答：“主席，你放心，我有几个军。敌人来它几十万，我也能够打垮它!”

    许世友高兴地走了出来。他站在客厅里，当着张春桥、姚文元的面，对杨成武说：“成武，我要打个豹子送给你：打只兔子给张春桥、姚文元!你们知道吗?我是百发百中的猎手呀!”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笔者访问了许世友，同他旧话重提。问及是否真有这件事时，他哈哈笑着说：

    “怎么没有呀?有这件事!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春桥一伙就煽动群众打倒我，炮轰我，把过去给地主豪绅戴的高帽子，往我头上戴，我能答应吗?林彪还支持江腾蛟夺我南京军区的领导权。我们为革命打了一辈子仗。年青时候，我当军长，背把大刀，能一把抓住马尾巴，跳到马背上，向敌人冲锋，不怕流血牺牲。我们能忍心看着人民江山葬送到他们手里吗?那时候，我腰里插着两把手枪，我真想跟这帮反革命拼了呵!”

    将军中了“埋伏”

    空军政委余立金也是1967年3月22日深夜，被吴法宪逮捕的。

    余立金住在空军大院的首长居住区里，一排石头围成的小院里，立着一座二层楼房。往年春暖花开季节，花坛里盛开各种花木，可是，自从“文革”以来，满院却是一派凋落景象。

    这天晚上，余立金睡得很晚，刚刚入梦，就被秘书喊醒了。他揉着眼睛问：“有什么急事?”

    秘书说：刚才吴司令员的秘书来电话，说吴司令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件急事和你商量。

    余立金一边穿衣服，一边问：“是不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发表?”

    秘书说：不像，他是说有急事商量。毛主席若是有最新指示传达就是了，不会商量的。

    余立金走下楼梯，秘书要他带上警卫员，他说：“这么近，就在隔壁，不用叫了，还是让警卫员睡觉吧!”

    在寒冷的暗夜里，余立金从后门进了吴法宪的小院。突然，有四条大汉从黑暗里窜了出来。

    “是余政委吗?”

    “是!”余立金惊骇地回答。

    四个大汉，应声扑了过来。扭住余立金的胳膊，“咔”的一声戴上了手铐。

    余立金被扭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家的客厅，见他正坐在沙发上。余立金顿着脚骂道：“你们这是搞宫廷政变!凭什么铐我?”

    “铐你?铐你是好的!”吴法宪从沙发里跳了起来，张牙舞爪地说：“你是个大叛徒、大特务!不铐你铐谁?”

    “我是空军政委!你们要干什么?”余立金高声吼着：“我要向党中央控告你们!向毛主席控告你们!”

    “嘿嘿!你还是空军的政委?”吴法宪狞笑着说：“告诉你，你被撤职了!从现在起，你要老实交待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余立金被扭进汽车，关进一间门窗全部钉着木板的牢房。板缝里漏进一丝阳光。牢门的小洞里，不时传来看守人员的斥骂声。他作为1955年曾被授予中将军衔的红军战士，胸中燃烧着怒火，感到无限屈辱。他百思不解，不知道自己怎么掉进了可怕的旋涡!

    吴法宪多次派人来，要余立金交待他的历史，交待他在皖南事变时“被捕叛变”，参加“军统、中统组织”的罪行。

    余立金一次一次的回答：“我历史清楚，为党为人民战斗了一生！”

    从此，余立金在长达六年四个月的监狱生活里，经受了残酷的迫害。

    历史的真相是：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的表现，经党组织调查鉴定，结论是，“组织部队，勇敢作战，最后突围。”

    余立金的夫人陆力行同志原在上海地下党工作，作为新四军的女战士，她经历了战火的考验。余立金被诬陷后，她也受到株连，坐了六年又四个月牢。她向笔者介绍说：

    “历史的真相，终有弄清的一天。余立金受林彪、‘四人帮’迫害，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要夺空军的权，在他们看来，余立金不是他们的人，所以就千方百计打倒他。”

    余立金过去是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的干部。他任空军政委期间，曾听毛泽东讲过：“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帜，对贺龙要保护。”他对隔离审查贺龙想不通。

    余立金也不同意“光辉榜样”的提法。他认为“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中后二条完全是对立的”，林彪提出“四个念念不忘”之后，又增加了一个“念念不忘战备”。吴法宪立即把这些向林彪汇报，认为他“反对林副主席”。

    “封锁林副主席”也是余立金的罪状之一。他们在材料上写着：“1965年余立金到北京工作后，从来不向林副主席请示汇报工作。在吴法宪同志外出期间，空军有些重大事情应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余立金也不请示报告。”

    “卫戍区司令的车，哪里也可以去!”

    1983年3月的一天清晨，笔者同北京军区政委傅崇碧并肩散步在杨村军营外边的田野里。谈到“文革”中他的经历，将军感情激动地说：“是呀，今后可不能再演这种历史悲剧啦!”

    “文化大革命”初期，傅崇碧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肩负着保卫党中央的责任。当时，北京市委被称为“独立王国”，“文革”开始便被砸烂了。党政军、工农兵学商各机关，也全都瘫痪了。北京卫戍区及其他部队，像顶梁柱那样，支撑着塌陷的大厦。

    红卫兵作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潮水似地涌进北京。招待数以百万计天真、幼稚的青年人，需要大量的煤、电、粮、菜……

    但是，煤矿停产了，铁路中断了，粮食运不来。为解决数十万红卫兵的吃饭问题，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卫戍区只好派军队到门头沟挖煤；派部队到东北把粮食弄回来；当飞机从沈阳向北京抢运副食品时，机翼上竟挨了武斗的子弹。

    粮食十分困难。可是雪白的馒头被丢进了水缸，几百万斤白面打成浆糊，被大扫帚甩在墙上贴大字报了。战士劝说要注意节约，红卫兵却喊着“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有的还殴打“支左”人员。

    周恩来指示傅崇碧，把他们遇到的困难写个报告给毛主席。毛泽东看了报告，批示给周恩来说：很好，交文革小组讨论解决。

    周恩来接到批示，还未来得及看，江青就蛮横地一把抢过来说：“有文革小组，你不要管……”

    “这是批给我的嘛!”周总理说。

    一天下午，汇报会开始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的全体人员都来参加了会议。毛泽东鼓励北京的“支左”部队说：

    “北京的支左不错。你们没有武斗，也没有支一派压那一派，是这个!”他伸出大拇指说，另伸出个小拇指：“缺点嘛，是这个。”

    “北京支左有很大成绩”。周恩来说：“功劳也有傅崇碧一份!”

    傅崇碧说：“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还要努力。”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鼓励，给傅崇碧增添了勇气。他看到江青也在场，当着毛主席的面，汇报江青批评他的所谓3月8日“冲击钓鱼台”的问题。

    “这件事，我有缺点，没有请示江青同志，有两辆车进了钓鱼台。”

    毛泽东听出傅崇碧话中有音，立刻问道：钓鱼台为什么不能去?傅崇碧，你是卫戍区司令。你的车到我这里，有人挡过没有?

    “没有!”

    “你到周总理那里，有人挡过没有?”

    “没有!”

    “对嘛!”毛泽东站起来说：“你卫戍区司令的车，哪里也可以去!”

    “你这人很坦率。”毛泽东转过身来，用手指着江青说：“江青是个炮筒，爱放炮，你可以放她一炮嘛!”

    江青气鼓鼓地坐在那里，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她对我很关心，她的话很灵。”傅崇碧为缓和空气，又补充说：“她讲了话有人听，在困难时候，江青同志一句活就能为我们解围。”

    毛泽东笑着说：“什么?她讲话灵吗?她入股了(笔者注：指江青当文革小组副组长)，你还没有入股!”

    埋伏的导火线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决定搞掉杨成武的时候，同时也决定搞掉傅崇碧，撤销他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是因为傅崇碧同他们之间，已经埋伏下一根根导火线。

    首先，表现在对干部问题上打与保的矛盾。林彪、江青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傅崇碧执行周恩来指示，把一大批老干部保护起来。

    1967年春，有30多个省委第一书记、中央部长一级的老干部，被毛泽东、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北大、清华等学校的红卫兵，从中央文革得到这消息，为了抓人，一下冲进中南海北门。8341部队向北京卫戍区紧急求援，傅崇碧立刻增援两个连，用人墙把红卫兵堵住了。

    这天深夜，周恩来把傅崇碧叫到办公室。周恩来用目光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轻声地说：

    “你要想办法，把这批老干部转移出去，保护起来。”

    “请总理放心，我坚决照办!”

    傅崇碧向周总理汇报了他的想法。就在这天夜里，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一大批老干部安全转移到花园村和南苑。对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的抢救，更是惊心动魄。

    宋任穷被关在京西宾馆12层楼上，一小撮坏人日夜对他进行围攻、拷打，施加酷刑，一心置他于死地而后快。

    傅崇碧像当年在战场那样，亲自带着十二个战士，穿过走廊，来到紧闭的门口。他们大声呼唤，屋里一声不答，用铁杆撬也撬不开。傅崇碧仔细观察了房周围的形势，下命令：

    “走，上楼顶去!”

    战士们带着绳索，爬到几十丈高的楼顶上。接着，将绳索缠在两个战士的身上，悬空从楼顶下放到十二层楼外面的窗口，向“碉堡”发起进攻……

    窗口被打开了，战士们冲了进去，奄奄一息的宋任穷同志得救了。

    省委第一书记们被抢走的消息，中央文革很快就知道了。傅崇碧接到通知，要他到钓鱼台五号楼中央文革办公室开会去。一见面，江青就气势汹汹地追问：

    “傅崇碧，你把这批人藏到哪里去了?”

    傅崇碧坐在沙发上，装着没听见，边喝茶、边抽烟。

    一阵紧张的沉寂。康生咆哮了：“傅崇碧，你听见没有?你把这批叛徒、特务、走资派弄到哪里去了?”

    江青撅着嘴说：“听说你还让走资派家属送东西。你把他们敬如上宾!”

    傅崇碧辩解说：“旧社会还允许探监嘛!”

    “啊!你敢把文化大革命比作旧社会?”江青说：“这些叛徒、走资派，死几个有什么了不起!”

    康生跳起来，用拳头擂着桌子：“傅崇碧，你不要装聋卖傻，快说，你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

    傅崇碧一言不发。一支接一支抽烟，装着没有听见。

    周恩来总理坦然地坐在桌中间，用严肃地目光，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傅崇碧。他，能不能顶住压力，经受考验呢?后来，当康生再次追问傅崇碧，是谁指使他这样干的时候，他只简单地回答了四个字：

    “上面知道。”

    上面是谁，他没有说。

    第三天下午四点，毛泽东把傅崇碧找到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毛泽东点燃香烟，侧身靠在沙发上，一开口就问：

    “最近北京情况怎么样?”

    傅崇碧说：“主席，很乱!又贴了打倒朱总司令的大标语，还要砸烂狗头……”

    毛泽东听了很诧异：“朱毛!朱毛!朱是总司令，我是党代表，怎么能打倒砸烂呢?”

    毛泽东见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纸，就问：“你拿的是什么东西?”

    傅崇碧当即交给主席：是造反派印刷的彩色“百丑图”!

    毛泽东把“百丑图”摊开在膝盖上，仔细看了一遍。然后突然站起来，把“百丑图”扔在桌上，往来在地毯上踱步，厉声地说：

    “不能搞这个!不能印这个!这完全是在丑化我们的党!”

    接着，傅崇碧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央文革小组追查他保护一批省委书记的事。并说，保护老干部，是周恩来交给我的任务。

    毛泽东仔细听着，连连点头：“这件事办得好!不能把好人搞坏了，坏人搞死了。”

    傅崇碧说：“他们批评我，保护走资派……”

    毛泽东赞同地说：恩来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

    毛泽东留傅崇碧吃饭。席间，傅崇碧进一步向毛泽东报告，现在战斗升级了，花样又多了，搞起喷气式了。

    “什么叫喷气式?”主席放下筷子。

    傅崇碧离开座位，在饭桌前当场作“喷气式”表演。他撅起屁股，头朝上，两臂向后高高扬起……

    主席问道：你们过去是怎样斗地主的?

    傅崇碧说：搞过游街，戴过高帽子……没有搞过喷气式!

    毛泽东连连摇头，颇为不满地说：过去斗地主都不这样搞，对干部能这样吗?这样搞，不好!

    第四天，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继续在钓鱼台文革小组追问傅崇碧保护省委第一书记的事。这一次，周恩来也出席了。

    康生问：“傅崇碧，你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

    江青说：“傅崇碧，你还在装聋卖傻吗?说，你为什么不说呀!”

    “上次，我不是讲过了吗?是上面!”

    “上面是谁?”江青、康生一齐开口。

    “你问主席去吧!”傅崇碧理直气壮地顶撞她。

    这回答，震惊了全场的人。场内鸦雀无声，充满紧张的沉寂。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招呼傅崇碧坐进他的“红旗”轿车。周恩来双臂往怀里一抱，向后一靠，忍不住仰天哈哈大笑了。

    周恩来亲切地拍着傅崇碧的肩臂，说：“你回答得好呵!”

    “老娘不是好惹的”

    今日江青，昔日蓝苹。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洋洋得意地让大家传阅一张她三十年代的照片：“你们看，我当年的照片。”

    傅崇碧收到上海送来的一包用牛皮纸密封包装的材料，他原封未动地交给了江青。江青看了一眼说：“你这样交给我，很好!”

    过了三天，江青把谢富治、傅崇碧叫到钓鱼台，同时也找来造反派头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她当着大家面，骄横地说：“今天我请公安部长、卫戍区司令来，还有你们几位小将作证。现在有人要整老娘我的材料，我不怕!老娘可不是好惹的，谁敢惹我，我就干谁!”

    过了几天，中国电影协会又送来两大捆有关江青三十年代的材料。这些用旧红帘布包裹的落满灰尘的材料，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金敬迈。包裹上的灰尘说明，材料谁也没打开过。

    傅崇碧将材料从金敬迈手中接过来，又原封送给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说：“你们都在这里，这包裹的东西谁都没有看。现在，我亲自写封条，把它封起来!”

    周恩来当场写了一张长封条，又亲自把封条贴上，即使这样，江青仍不放心，她怀疑金敬迈偷看了材料。当即把他关押起来。

    后来，江青通知杨成武、吴法宪、谢富治，由三人监督，把有关她个人丑史的材料，在夜里送进故宫大院，浇上汽油，放火焚烧了。

    尽管如此，心怀鬼胎的江青，仍怕傅崇碧透露她的劣迹，于是便同林彪、叶群合谋，对他下毒手了。

    傅崇碧被宣布撤职的第三天，江青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新任命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

    当时由于傅崇碧被撤职的命令还没有在干部战士中传达，卫戍区传达室的同志说，我们这里只有傅司令，没有温司令，把信退了回去。

    江青闻言大怒，为表示她对军队有发言权，要“管一管”军队，显示一下权威，她特地穿上新军装，外披风衣，把头和军帽一起裹在宽大的围巾里，再次来到人民大会堂，耸人听闻地说：“傅崇碧不经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允许，开了两辆汽车，浩浩荡荡，全副武装，擅自冲击中央文革所在地去抓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呢?”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着每个到会的军人。

    随后，江青为证明“冲击”钓鱼台不是偶然的事件，颠倒黑白地说：“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以及我们写了一封信，结果出了怪事，傅崇碧派了一个叫哈斯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名单，要交后台，他们封锁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

    江青叫嚷：“华北山头主义有历史性，聂荣臻、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都在华北，你华北是坏人当了道……”

    1970年12月31日华北会议上，江青把冲击钓鱼台的情节编造得更为离奇。她说：

    “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事情，至今还没有查清。”“傅崇碧冲击钓鱼台的时候，他的秘书用皮包打我，要砸断我的脊梁骨，我的腰一直在痛!”

    “他秘书的皮包里，装有手枪；他的车子后边，最低限度还藏着一挺机关枪……这是想干什么呢?”

    事实是怎样呢?傅崇碧后来对笔者说：

    1968年3月初，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群众组织写信给江青，说鲁迅先生的手稿丢失了。

    江青得信后，在3月5日夜里，要傅崇碧立即查明鲁迅手稿的去向。

    经周总理批准，几位同志审问了戚本禹：并且当面向江青、陈伯达作了报告。但是江青不相信报告的事实，要傅崇碧继续派人查找。

    3月6日，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副政委等同志，连夜对手稿进行了调查，他们很快查明，鲁迅书信手稿原存鲁迅博物馆，后来转移到文化部了，而且是江青自己于1967年6、7月间，派戚本禹和中央文革一位工作人员，从文化部取走收藏鲁迅手稿的四个樟木箱子的。

    这位工作人员是成都部队的一位教导员，当时己返回部队，为了查证鲁迅手稿的事，3月7日，派出专机把他从成都接回北京。

    3月8日，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等四同志，一同到招待所，询问这位工作人员是否从文化部取走了鲁迅手稿。这位工作人员说：“是江青派我和戚本禹同志到文化部取走了鲁迅手稿的。”并且说，他将手稿交给了中央文革的另一位工作人员，那位工作人员已把手稿交给中央文革的保密员卜信荣同志了。

    傅崇碧赶快打电话报告江青。江青不在，她女儿肖力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

    “有”。肖力回答。

    傅崇碧在电话上说：“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白虎堂上

    打完电话，傅崇碧等四同志，乘着两部小汽车向钓鱼台驶去。

    汽车在钓鱼台东门前停下，先由传达室代为联系。

    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当即答复：“可以进来。”傅崇碧等乘车缓缓进入宽大的园林别墅。

    傅崇碧等来到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室门口，遇到姚文元，打过招呼，他们便同他一起走进一间宽大的会议室里。

    大家还未坐定，江青突然推门进来，她见屋中站着几个军人，顿时神色大变，凶神恶煞地吼叫起来：

    “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吗?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

    来人解释说：“是经办公室允许的，是来向你汇报的……”

    江青双手捂住耳朵，喊道：“我不听，我不听，你把我耳朵震聋了!”

    傅崇碧进一步向江青解释：“我们来向你汇报手稿情况。”

    江青尖声尖气地嚷着：“傅崇碧，你带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想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司令，不经允许就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

    站在一旁的姚文元，忙给江青帮腔：“这是什么问题，你们要说清楚。”

    正在这时，随着傅崇碧一起来的秘书，因为连日奔忙，疲劳过度，扑通一声晕倒了。他手中的黑提包掉在地上，把江青吓了一跳。

    江青惊慌地躲闪着，连声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傅崇碧连忙解释：“他疲劳过度，休息一下就好了。”

    傅崇碧再次对江青说：“我们刚刚把手稿的事情搞清楚，特地来向你汇报。”

    江青放缓了口气。“手稿在哪里?”

    傅崇碧说：“就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

    江青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可能吗?不会!”

    来人当即从皮包里找出写有收管手稿人签名的条子说：“这是收鲁迅手稿的条子。”

    江青接过条子一看，收条上清清楚楚写着中央文革保密员卜信荣的名字。她转身对姚文元说：“你把卜信荣叫来!”

    卜信荣原是一位空军的干部。他来到以后，傅崇碧当场问他：“鲁迅的手稿放在你那里吗?”

    卜信荣回答：“在，就在楼上保密室里，一共有四个箱子，保管得好好的。”

    江青一听，顿时火冒三丈，神经病似地咆哮起来，伸手指着保密员的鼻子：“你是个大混蛋!你不是毛主席的兵，应该把你抓起来!快抓起来!”

    有人上去扭住卜信荣的胳膊，保密员挣扎地喊着：“我犯了什么错误?我冤枉啊!”

    江青下命令：“叫他他把钥匙交出来，用手帕把他嘴塞起来!”

    保密员被推到门外以后，江青转过身对屋里的人说：“你们上楼去，把箱子抬下来。”

    不大会儿，装有鲁迅手稿的四个大樟木箱子，抬到江青跟前了。她围着箱子转圈，叫嚷说：“来，当着你们的面，把箱子铁皮撬开，看一看到底是不是!”

    樟木箱子打开了，飘出一股浓郁的香气。果然，箱子里一个个小抽屉里，放的全是珍贵的鲁迅书信手稿。江青俯下身子在箱子里翻阅起来，看到第三个抽屉时，突然，她脸色一变，把箱盖子关上了。

    “我不看了。当着你们的面把箱子锁起来!”

    江青变得和气起来，她笑哈哈地对傅崇碧说：“你们辛苦了，就在这里吃饭吧!”

    饭后，江青对傅崇碧说：“鲁迅手稿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要把毛主席的手稿找回来，你们要去把戚本禹提审一下。”

    夜审“戚大帅”

    当天深夜，傅崇碧等提审戚本禹。

    傅问：“戚本禹，你把毛主席的手稿弄到哪里去了?”

    戚本禹回答：“我没有拿毛主席的手稿!”

    傅崇碧又问：“你拿的什么?”

    戚本禹答：“我借的是毛主席批阅报刊、文件的清样，从没有借过手稿。你们可以去问汪东兴，借手稿和清样都要通过他。”

    傅崇碧随即打电话问汪东兴。回答说：“他没借过手稿，借的是清样。”

    弄清了事实，他们赶快向江青如实做了汇报。

    但是，江青并不满足。她决心掀起更大的风波。她先找了周恩来，又找了陈伯达，到处控告傅崇碧：“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吗?”

    周恩来说：“傅崇碧是为了报告鲁迅手稿的下落嘛，他冲击中央文革干什么?他没有报告就进钓鱼台是不对的。”

    1967年3月9日晚上，江青又把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叫到钓鱼台中央文革，大发脾气：“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你知道吗?是你下的命令吗?”

    杨成武回答：“不，我不知道，我不清楚。”“他为什么冲钓鱼台?他是卫戍司令，钓鱼台是可以进的呀!”

    江青说：“傅崇碧没有得到许可，冲进钓鱼台。你们军队这么干，非撤职不可!”

    接着她又叫杨成武去批评傅崇碧：“你们是老熟人，老战友，对这种无纪律的行为，应该批评!”

    杨成武辩解说：“我不清楚，傅崇碧干嘛要冲击钓鱼台?傅崇碧进钓鱼台，他完全有这个资格，他可以进也可以出，是卫戍区的司令员嘛!要批评，要讲，要谢富治去讲。我一不是北京军区司令，二不是北京市委书记，不是北京卫戍区的政委!”

    江青一听，大跳起来：“太无纪律了，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

    姚文元跟着说：“你不要包庇傅崇碧，你们都是军队的人!”

    杨成武辩解说：“我负责?我没有下命令冲。我也不能越级去批卫戍区的干部!”

    杨成武站起来要走。周恩来拦住他，说：“你还是和谢富治同志一起去一趟，把卫戍区的干部找来谈一谈，不允许他们再发生类似的事!”

    过了几天，江青又让当时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和傅崇碧到她那里去谈问题。

    两人一同走进江青会客室里，江青一见面就打圆场说：“那天晚上的事情，你不要记在心里，我对你的批评是出于一片好心，是对你的关心，梁山泊好汉，不打不相识嘛，我们都是老同志嘛!”

    傅崇碧捏着一把汗吃了江青那顿饭。他清楚知道江青是个厉害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江青与他举杯相碰的时候，一场新的风暴、新的陷阱，正在等待着他!

    凌晨的“调动”

    1968年3月23日凌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大楼的第六层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卫戍区的主要领导人和报社的负责人，正在讨论一篇号召全市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的社论。

    电话铃响了。是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卫戍区政委谢富治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的电话。他对傅崇碧说：“傅司令员，请通知北京卫戍区团以上干部一点钟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全体同志要接见我们。”

    傅崇碧随即来到大会堂。周恩来一看他，就关切地说：“崇碧同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冷静，不要激动。”

    当傅崇碧跟着周恩来走进会场时，只见一圈沙发里全坐着中央文革的人，气氛严肃而紧张。

    林彪走了进来。他板着冷冰冰的面孔，对傅崇碧说：“现在向你宣布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的领导，任命你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主要负责北京卫戍区，接替你的工作。”

    对这个突然的调动，傅崇碧十分震惊。不等他做出反应，林彪站起来，对在场的全体人员说：“走，我们去接见团以上干部。”

    周恩来侧过身对傅崇碧说：“你可以和沈阳来的陈锡联同志谈谈。”

    会议厅里只留下陈锡联伴着傅崇碧。他长叹一声，仰望着天花板，猛力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陈锡联和傅崇碧尽管过去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可现在两人却相对无言，仿佛中间隔着一座无形的大山。

    两个小时过去了，凌晨四时，周恩来和谢富治走进来，吩咐秘书准备吃饭。傅崇碧很不理解，就问总理：“这调动工作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不是跟你谈过了嘛!”

    傅崇碧满肚子火气：“那算什么谈话，宣布了命令，别的什么都不说。”

    周恩来出去接完电话，转回来叫傅崇碧多吃点饭：“吃饱了饭，才能有革命本钱。”

    饭刚吃完，周恩来说：“飞机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走?”

    傅崇碧愤然地说：“这像调动工作吗?为什么要这样?我想不通!”

    周恩来安慰地问他：“你要不要回家拿点东西?”

    傅崇碧气愤地说：“不回去了!”

    “那好，干脆利索，需要的东西由陈锡联解决。”周恩来接着又说：“你不回去，那就给家里写个条子吧!”

    “不写!”傅崇碧发火了。

    “崇碧同志，叫你写，你就写吧!”有同志在一旁劝说。

    傅崇碧想了一下，马上伏在桌上，草草地写了三句话给家属黎虹：“我调沈阳工作，到那里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们写信。”

    周恩来把傅崇碧送出大厅，紧紧握住他的手，语重心长地叮嘱说：“革命工作有的是。现在，你身体不好，先把身体搞好，你要经住考验。”

    黎明前，傅崇碧被三四个军人拥上汽车。他一看，秘书不在，警卫员也不在，车子也换了。傅崇碧火急地说：“这不是我的车!”

    陈锡联走过来说：“走吧，这是送你的车!”

    车子向西郊机场急驶。两个大个子军人坐左右两边，把傅崇碧夹在中间。他望着熟悉的郊区原野，心里完全明白过来：这哪是凋动工作。这完全是一场欺骗!

    在机场候机室里，服务员端来咖啡，他却说：“我要抽烟!”

    红色电话机响了。中央文革打电活来问：“第一架飞机起飞没有?”

    “刚刚起飞了!”一位负责机场的团长说。

    这是指刚刚起飞的押送杨成武飞往武汉的飞机。

    “第二架呢?”

    “飞机正在发动，人刚刚到。”

    两分钟后，那位团长走过来，立正敬礼：“报告首长，飞机发动了，请登机。”

    傅崇碧迎着寒风走向飞机。陈锡联脱下披在身上的大衣，给他穿大衣。傅崇碧接过大衣，怀着沉痛的心情，走上飞机，告别了他曾经日夜警卫的首都北京，飞往沈阳。

    在深墙冷院里

    傅崇碧一下飞机，就被关在沈阳的一座独立小楼里，院子内外警卫森严，如临大敌。

    当时的沈阳军区副政委，向他宣布：“为了安全，你不要下楼，吃饭会送来。”

    傅崇碧从此与世隔绝了。他听着呼啸的寒风，望着没有发绿的白杨。随着一阵脚步声，进来几个人。

    来人问：“你老实交待，你的后台是谁?”

    傅崇碧说：“什么后台?我没有后台!”

    来人问：“你和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是什么关系?”

    傅崇碧说：“什么关系，革命关系!他们是党和军队的领导人!”

    来人问：“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把贺龙送到苏联去?”

    这位身材高大魁梧的将军，面对这些荒谬可笑的问题，指着身上的斑斑伤疤说：“我热爱毛主席、我保卫毛主席……我是为人民、为革命流血牺牲的!”

    以后，傅崇碧的住处多次在夜晚转移。等到转得糊里糊涂以后，审问人员拿出一张放大的照片。照片上是叶剑英、陈毅、聂荣臻三位老帅和傅崇碧同志四个人的合影。这是一次在叶帅家里，他的一个孩子拍的。

    专案人员对他说：“只要你对他们反戈一击，马上就可以工作!”

    “你说什么?”深深受了侮辱的傅崇碧，猛地像触电似地站立起来，怒视对方。

    专案人员说：“只要反戈一击，你就可以出去!”

    傅崇碧一下跳起来，愤怒地吼叫：“你这是混蛋话!为什么要对他们反戈一击?他们都是开国元勋，他们都拥护毛主席!”

    傅崇碧同几位专案人员吵了起来。他说：“你们没资格淡这些!”

    傅崇碧想要走开。专案人员却命令两个战士，抓住双臂不让走。傅崇碧怒吼：“要杀就杀!”他拍着胸膛说：“你们朝这里开枪!”

    没有多久，傅崇碧又被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说到这里，这位1932年在四川省通江参加红军的将军，感慨万分地对笔者说：

    “我身上七个窟窿，坐了七年监狱，这就是一个老红军的经历!”

    多么令人不解啊!昨天的功臣变成了囚犯，渺小无闻的爬虫，却跃居了高官。顶天立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转眼间变成了“叛徒”、“走资派”……而他自己也就在难以捉摸的政治旋涡里，陷入了深渊，莫名其妙地突然从负责岗位上跌进了铁墙冷院里。直到1974年11月14日，他被解除隔离，回到北京。

    毛泽东作自我批评

    杨成武押到武汉以后，先被看押在东湖宾馆地下室，不久又被转移到山坡机场的一间库房里。在此以后，他又被转移到河南洛阳、开封和山西临汾。在开封，他夫妇两人关押在曾是关押刘少奇的地方。在那里，他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信的最后一句话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在杨成武长达六年多的囚禁生活里，他70多岁的老母亲被折磨死了，大女儿也被整死了，一家前后死了三口人。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已经升起。

    1971年“9·13事件”后，党和国家和各方面工作都有了新的转机。

    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杨成武回到了北京。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到医院看望他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说：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

    汪东兴又向杨成武传达了林彪事件的情况。

    杨成武激动地说：“我要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林彪的问题!”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他并且提议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

    12月21日，毛泽东在办公室里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他向大家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谈到贺龙同志，他说：“我看贺龙的案子搞错了，我负责恢复他的名誉。我当时对贺龙说，你是二方面军的旗帜，我保你，我是保他的。”

    毛泽东侧身对周恩来说：“你也是保他的!”

    周恩来点了点头。

    谈到“杨余傅事件”，毛泽东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林彪说，罗瑞卿搞突然袭击，林彪对罗瑞卿也是搞突然袭击的。在上海，是我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许多问题听了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向同志作自我批评，我向同志们作自我批评!”

    在毛泽东接见之后，周恩来叫住杨成武，在小会议室里对他说：“成武同志，这几年你们受了冤枉，不要埋怨。挺起身子来干吧!”周恩来还亲切地对杨成武说：“在‘杨余傅’的事情上，我说过过头话……”

    1974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准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恢复名誉，并先后恢复了工作。

    1974年9月30日夜晚，“杨余傅”三人在人民大会堂庆祝建国25周年的国庆招待会上相遇了。他们面对灯光辉煌的大厅，面对成百成千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有多少话要说啊!

    傅崇碧说：“一场噩梦!”

    余立金说：“过去的，让他过去吧!”

    杨成武苦笑地说：“我们没被整死，要算不幸中的大幸!”

    1979年3月，党中央发出专门文件，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公开平反，指出对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受到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1979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把钓鱼台风波引起的历史冤案，完全澄清了。

    钓鱼台的风波，是一幕神经质的滑稽剧。野心家们利用一点小事，蓄意挑起事端，制造混乱，实现乱中夺权。所谓“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实际上是“乱了自己，利了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