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这面镜子前面，无论什么人，都要经历实践的检验。

    是英雄的战士，还是人民的罪人?战斗的激流，时代的洪炉，会做出应有的答案。

    这里记载的是动乱的年代里，老一辈革命家反抗左倾路线的一次正气凛然的斗争。

    笔者访问了参加这次斗争的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

    动乱的风暴

    1967年2月，首都北京的中南海、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两旁高大的建筑，以及偏远的四合小院，都搏斗在怒吼的狂风和严寒的袭击里。

    情景是难忘的：沙尘迷漫着昏黄的天空，太阳像个苍白的斑点。在灰茫茫的苍穹底下，王府井大街上，沿街竖立结扎着苇席，张贴着两三米高的大字报、大标语。大字报上的谎言、诬陷、谩骂，滔滔不尽……

    马路上，乡村小道上，成千成万的青年人，三五成群，几十人一伙，像狂澜奔涛一样，在全国的各地城市、乡村里游动着，串连着，进行着徒步“长征”。

    全国各地到北京进行大串连的人群，满街急匆匆地拥挤着，奔走着。

    架着高音喇叭的汽车，时而喊着打倒这个，时而喊着打倒那个，发出尖厉的怪声，飞也似地往来奔驰而过。

    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的大门口，拥挤着一群群人。有几个青年人，激烈地进行着辩论。北京饭店前边的空地上，一排站着八九个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牌子的干部，他们手里举着“红宝书”，一边低头“请罪”，一边高喊“万岁!”

    局势一天一天地更加混乱了。街道上，各种各样的喧闹声、口号声，批斗会的叫嚷声，回荡在城市的上空。各种各样的新闻、小道消息，到处传播着。从这里到那里，人们部在窃窃议论……

    “一月风暴”……

    “二月兵变”……

    这都是为什么呢?

    像许多历史事件一样，人们是直到后来才了解真相的。

    1967年春天的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江青一伙炮制的迫害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其目的是打倒当时抵制他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四位副总理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同志和中央军委的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同志，进而打倒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同志，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扫清道路。

    所谓“二月逆流”的这场大冤案，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世界。即使在当时，人民也没有沉默，人们愤怒地诅咒它!坚信有一天，人民会对林彪、江青一伙的罪行给以彻底清算!

    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斗争中，在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革命与反革命的历史大搏斗中，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英勇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他们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保卫了人民，保卫了党。他们无私无畏，光明磊落，英勇战斗，以“二月正流”的光辉名字，在党的历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灿烂的一页

    这场激烈、尖锐、复杂的斗争，是怎样爆发的?如何进行的?它的进程和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1978年12月间，我曾先后访问过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谷牧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熟悉这一斗争的同志。承蒙他们的指教，使我对党的历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而这场斗争发生在1967年早春时节，绝非历史的偶然。

    “所谓‘二月逆流’的这场斗争绝不是偶然的。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了!”

    1978年11月29日上午9时，我走进谭震林同志的青砖住宅。曾被诬蔑为“二月逆流”干将的谭震林同志，从沙发上站起来。他一边解着上衣，一边激动地在屋内踱着脚步。回忆，像火一样地在胸中燃烧着。

    “这是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斗争。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对革命的老干部应该不应该统统都打倒?对人民解放军是搞乱了好还是稳定住好?这些都是运动中带根本性的问题。一句话，这场所谓大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应该依靠谁来革命?这些都是大问题啊!都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屡次争论的问题。”

    谭震林同志原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很早就投身了革命斗争。1928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斗争中，他曾经长期担任井冈山特委书记，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开创与坚持了湘赣边界的斗争。火热的长期的革命战争，磨练了他倔强的性格。当他一件件回朔着浮涌在眼前的许多事情时，沉重地说：

    “1966年8月18日之后，红卫兵运动就愈来愈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偏离轨道，违犯党的路线政策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8·18”这天，毛主席登上天安门，第一次检阅百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

    惯于“当面念语录，背后下毒手”的林彪，面容苍白地站在播音器前，摇着红《语录》，声嘶力竭地对伫立在广场上的群众嚷着：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在红旗飞扬的人海里，在万头攒动的队列前面，林彪“打倒一切”“扫除一切”“搬掉一切”的喧叫声，在闷热的空气里震响着，越过高山、河流、平原，在祖国各地风也似的传开了。

    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国务院和军队的老革命家和许多领导同志，被点名批斗、关押或靠边了，“公检法”砸烂了，国家机构开始瘫痪了。

    在险风恶浪中，老一辈革命家正气浩然地斗争着。1966年9月，陈毅在外办全体人员大会上厉声质问：

    “有人要‘否定一切’，那么他们把毛主席的领导置于何地?把毛主席革命路线置于何地？有人说要‘打倒一切’，这话我听了就恼火。如果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打倒，那还有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这是有人要搞垮我们的党，我们要警惕他们的阴谋诡计!”

    这时，许多工厂停工停产，国家经济生活引起严重混乱。

    展开了总攻击

    “天下大乱，越乱越好!”

    “还要再乱，乱的要深，乱的要透!”

    林彪、江青一伙到处狂叫着。凡是在他们看到“乱”的不够的地方，都得重新点火，挑起大乱!

    夺权!夺权!夺权!

    到处是林彪、江青一伙煽动的夺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上到下，连工厂、企业的班组长也在被夺权之列。

    1967年1月8日凌晨，陈伯达打电话给正被造反派围攻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阎红彦愤怒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随后，他即含恨自杀。

    东海舰队司令员、著名战将陶勇夫妇，也惨遭折磨迫害致死。

    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数十次被揪斗、审讯、拷打。面对着死的威胁，他始终坚持不懈地斗争着。后来，当周恩来看到张霖之同志被活活鞭打致死的照片时，他悲愤地说：“这些同志，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

    ……

    很多省市党的负责人，如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安微省委书记李葆华等，都被造反派批斗揪走，不知下落。

    全国许多著名劳动模范也都遭到冲击。一些疯狂的“战斗队”，如狼似虎地向大庆油田冲去，妄图一刀砍倒大庆红旗。他们无耻诬蔑大庆红旗是“假”的，大庆经验是“吹”的，要把铁人王进喜打成“全国头号政治大扒手”……

    一天，一些人在辩论会上叫嚷“大庆红旗是假的，铁人也是假的”，铁人虎地从地上站起，怒火满腔地甩掉身上的老羊皮袄，发出气壮山河的声音：

    “我是铁人还是泥人，关系不大。大庆这面红旗是谁也动摇不了的。大庆是毛主席的大庆，是全国人民的大庆，谁敢诬蔑大庆红旗，我们就一拳头把他砸到地底下去!”

    铁人被关进一间密室里。一群坏家伙手持皮鞭、铁棍，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诬蔑大庆红旗的“十大罪状”，强迫铁人签字。

    “只要你划个道道，就放你出去!”

    铁人昂然挺立着，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茫，大声吼着：

    “我识字不多，可是你们写的这几个字，我还认得。你们就是把刀架在我脖子上，也别想让我划上一笔!”

    坏家伙们恶狼似的扑了上去。他们扒掉铁人身上的衣服，把他按倒在地，双脚踩在身上，拷打得他站不起来。

    同井架的工人说：“你快走吧，铁人!”“到北京去，找总理去!”

    狂澜中的砥柱

    周恩来总理得悉铁人遭迫害，立即召见铁人到北京。

    1967年1月8日这天，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接见了王进喜。铁人握着总理温暖的手，看着周总理慈祥的面容，心潮翻腾，他有多少话要倾诉啊!总理浓眉下闪着锐利的目光，愤慨痛斥那些妄图砍倒大庆红旗的阴谋家。周恩来用高昂的声音说：

    “大庆，是毛主席树立的一面红旗。我们要爱护红旗。”接着，总理严肃指出：为什么有的人硬要打倒铁人王进喜同志?这是阴谋，是为了毁掉毛主席树立的红旗!

    这春雷似的声音，响遍大地，给了林彪和江青一伙当头痛击。总理亲切地把王进喜同志安排到中南海住宿。

    就这样，周恩来总理像参天的大树，保护着许多革命的干部和民主人士。

    一天下午，周总理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召开会议，议论当前国家生活中一些紧迫问题。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几位副总理都到了，可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却被揪走了。

    总理和副总理们焦急地等待着。这些为建立新中国而并肩战斗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谈到被破坏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谈到好端端的国家乱成这个样子，怎么不痛心呢?想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想到亿万人民的生计，周总理情不自禁地流泪了!几位副总理也流泪了!

    “他们要把我们的国家，引到哪里去?”

    “无产阶级的天下，难道就这样断送在他们手里吗?”

    黄昏时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同志来到李富春的住处。他们面对眼前的混乱情况，议论说，这些家伙把老干部打倒，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了。把毛主席架空了，国家就要大乱了。半个世纪用无数先烈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天下大乱了。

    几个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相对而坐地谈论着：

    “能允许他们把党和国家搞垮吗?不，不能，决不能!”

    “他们想搞什么?不是很清楚嘛!”

    陈毅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们不光是反对几个副总理和几位老帅，还要反对周总理，这一定是反革命要搞垮我们的党。他们这样搞，决没有好下场!”

    他们谈起不久前的一件事：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狂妄放肆地叫嚣：“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

    这件事，引起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大愤慨。谭震林当场痛斥江青：“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今天是中央会议的主席，在这里，你有什么权利胡闹呢?你是什么东西?岂有此理!”

    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关也遭受冲击了。军内外造反派狂叫要“揪军内一小撮”，要批判“带枪的资产阶级路线”。国防部和各大军区，无不遭到冲击。

    1967年1月3日，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向叶剑英和陈毅发起了进攻，策划要在1月5日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

    革命军事家贺龙，早在1966年8月间就遭到林彪一伙的攻击。他们炮制了一个所谓“8·25”反革命事件，要追后台，把矛头指向贺龙，诬蔑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江青还窜到清华，在群众会上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接着，贺龙同志全家被抄了，儿女流落离散了。

    保卫人民的天下

    面对着这些令人痛心的“无法无天”的罪行，饱经风霜的老帅们决心行动起来，决不让人民打下的天下，葬送在这伙坏人手里。

    1978年12月5日下午4时，笔者来到后海边一座二层黄楼里。刚动过手术的徐向前元帅，身穿黑色制服，右臂支着木拐杖，在女护士搀扶下，坐在玻璃窗前的沙发里，同笔者热情地谈到“二月逆流”问题。

    他先从自己当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谈起。徐帅说：“1967年1月6日，杨成武同志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由我担任全军文革小组长。我说，我多年有病，这个工作我干不了!杨成武说，不行啊，这是江青提议，毛主席批准的。听到是江青提议，我愈加莫名其妙，就说：我的确干不了，你还是把我的意见报告主席吧。后来，有一次我见到主席，当面又向他表示我确实干不了。”

    毛主席说：“天塌不下来，你就干吧!”

    徐帅满头白发，头脑清晰，声音朗朗，追忆着当时的情景。

    “我刚上任，正赶上‘一月风暴’。全国掀起夺权浪潮。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都受到了冲击。许多领导干部被揪斗，各单位的告急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打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原有的两部电话不够用了，又新增加两部，还是不够用。”

    受冲击的福州军区司令员报告说，首都红卫兵在福州闹的战备工作搞不下去了。他说：“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要上山打游击去了。我怀疑主席身边有坏人!”

    南京军区有八个领导干部被揪斗，有一个连队跑到军区机关闹事。许世友司令员气愤地说：“如果有人敢来揪我，我就开枪!”

    面对十万火急的情况，徐向前站在电话机前，像在战争年代的火线指挥部里一样，一次一次在下达命令，对来自全军的问题，做出决定果断的回答：

    “军队不准串联!”

    “不准打砸抢!”

    “军队不准成立战斗队!”

    “军队不准搞大民主、乱抓人!”

    1月11日，军委“文革”小组成立的当天，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稳定军队的发言。他说：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

    为了稳住军队，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常委会议。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同志一致认为，无论如何都要稳住军队，军队不能乱。

    军队不能乱

    1月14日，中央终于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但是，冲击军队的事，仍然连续发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总政治部主任肖华，都连续被揪斗了。

    1967年1月19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同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争论起来。

    江青一伙认为，军队不能搞特殊，应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在军队全面搞大民主。参加会议的几位军委副主席，异口同声地同他们辩论：

    “党政机关都乱了，不能再把军队搞乱!”

    “军队搞乱了，天下大乱，保卫国防靠什么?”

    1月19日晚上，北京军区文工团抄了肖华的家。肖华从后门出走，穿过几个胡同，在总政傅钟副主任家要了一辆汽车，跑到西山叶剑英住地。

    1月20日，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继续开会时，坐在叶剑英左侧的江青，明知故问的挑逗说：“昨夜总政主任肖华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

    叶剑英听到江青有意火上加油，厉声说道：“他昨夜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当!”

    叶剑英拍桌子严正警告江青一伙：“谁要想搞乱军队，绝不会有好结果!”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纹，造成第五掌骨远端骨折。

    这时，肖华赶到会场。徐向前听了肖华谈他昨晚被抄家的经过，气愤得猛力拍桌子，茶杯盖子震落地上。徐向前说：“刘志坚同志怎么会是叛徒?肖华同志怎么会是资产阶级政客?军队的干部跟我们打过仗，难道说我们还不了解吗?”“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军队难道就可以叫你们几个毁掉吗?”

    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真相。

    为防止反军恶浪蔓延，1967年1月24日晚上，徐向前直闯毛家湾林彪的住地。在铺满绿绒地毯的办公室里，没有一张办公桌子。只有一个巨大的地球仪，孤零零地竖立在屋角里。怕风、怕光、怕声的林彪，在拉上窗帘的房子里，背着手，低着头，踱来踱去。

    徐向前一见林彪，立刻向他开门见山地讲了军队的混乱情况。徐向前说：“军队不能允许建立战斗队，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

    林彪听了连连点头，当即表示同意徐向前的意见，并且随即请来叶剑英、聂荣臻到毛家湾共同研究。

    叶剑英说：“地方到处夺权，夺到军队头上来了!这怎么行呢?”

    徐向前说：“我建议马上搞个法，立个章程，军队不稳定，天下必大乱。”

    聂荣臻说：“是呀，赶快制定措施吧，不然军队一垮，你国防部长不成光杆司令了吗?”

    经过讨论，林彪当即向秘书口授了“九条”。军委会议还确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到钓鱼台，请中央文革小组再加讨论。徐向前还特意打电话给陈毅元帅，请他也到钓鱼台参加会议助威。

    老帅们到钓鱼台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全在，周恩来总理也来了。经过讨论把“九条”改为“七条”。陈伯达把通过的“七条”，装进徐向前的口袋时说，已经通过了，你赶快回去吧!

    徐向前即刻把通过的稿件送到林彪办公室。当他回家时已是黎明四点钟了。

    林彪看了“七条”，马上报送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当即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鉴于昆明军区曾反映有的高干子女曾参与抄家活动，影响不好，毛泽东又在原“七条”的基础上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

    这样，军委搞了八条命令，送到住在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

    1967年1月28日下午五时，由林彪、徐向前一起到中南海报送毛泽东。

    1月28日，毛泽东当场批示了“八条”：“所定八条，很好，照发。”并且提出要加上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戴高帽子的规定。

    毛泽东说，那种落后、野蛮的方式，共产党怎么能采用呢?必须严令禁止。

    《中央军委命令》，亦称《军委八条》的中心是稳定军队，例如“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单位”，军队内部“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军以下单位“坚持正面教育”等等。

    “八条”传达下去，对稳定军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反军事件仍然连续发生。

    1979年2月9日下午三时半，笔者在景山附近的一座庭院里，再次访问聂荣臻元帅。年已80高龄的聂帅，靠在躺椅上，一边服药，一边详细分析了反军浪潮的起因。聂荣臻说：

    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篡党夺权乱军的目的，他们制造了一个破坏性极大的反革命舆论，胡说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鼓吹“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歪曲人民军队的本质，并且诬蔑“解放军资产阶级化了”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着一个反革命目的，想要搞跨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

    他又说：“我们党经历了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样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和党员，他们不仅有民主革命的觉悟，而且绝大多数还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怎么能说他们是民主派呢?”“至于军队，那是我们党一手创建的，并且一直在党的领导之下，经历了革命战争考验，具有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呢?”

    老帅巧借东风

    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开会。毛泽东就陈伯达突然宣布打倒陶铸的问题，批评陈伯达说：“你是十一届中央全会选出的常委，陶铸也是这次会议选出的常委。这件事，你跟谁商量了?跟我商量了，还是跟林彪商量了，还是跟总理商量了?都没有商量!一个常委有什么权利打倒另一个常委!”毛泽东接着说：“你这个陈伯达，过去专门在刘少奇和我之间进行投机!不是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也批评江青：“你眼睛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没有别人的事!”

    会上，毛泽东做了两个决定：第一，由王力负责，立即把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调来，开文革小组会议，批评陈伯达和江青；第二，以后在这里开会，增加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和叶群。

    会后，陈伯达找到王力说，那个打倒陶铸的会，是江青组织的，事先他一点也不知道，他是从被窝里被叫去讲话的。

    陈伯达并且对王力说，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他决定要自杀了。

    王力劝他不要自杀，要请求总理帮助。后来周总理到了钓鱼台14楼，找陈伯达谈了几小时，陈伯达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1967年2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即扩大的政治局碰头会)，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等。

    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等几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全面摊牌。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讲话，对陈伯达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叶剑英对坐在对面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说：“军队要是再稳不住，天下就要大乱了!我请诸位帮帮忙吧，不要再把军队搞乱了!”

    坐在叶剑英旁边的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

    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在冀南打游击时，因受伤被俘。第二天押解途中，我军事先在敌军经过的路上设下埋伏，突然袭击敌人，从敌军中抢救出刘志坚。徐向前对陈伯达说：“刘志坚不是叛徒，根本不存在叛变问题。”

    但是，陈伯达却蛮横无理地说：“刘志坚叛徒一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

    徐向前当即质问他：“凭什么给定案，没有证据怎么能定案?”他还针对陈伯达在三座门接见群众代表时说：“我不光保你们也得保徐向前”的话，拍着桌子问陈伯达：“谁要你保，我有什么要你保的?”

    叶剑英接着又质问他们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全国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嘲笑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聂荣臻也在会上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是不安好心!”

    2月14日下午，中央文革在钓鱼台16号楼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

    王力约关锋一起到8号楼去催康生到会。康生拍着桌子，说：“都是江青搞的!陈伯达给她逼得要自杀了。”

    关锋哀求康生说：“康老，可不能发火哟，要顾全大局呀!可整不得江青同志呀!”

    这次批评会，江青借口有病，不参加。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集中批评陈伯达，一句也不批评江青。

    毛泽东在中央会上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以及文革小组开会批评江青、陈伯达，直接推动并鼓励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江青一伙的斗争。毛泽东后来也说：老同志“大闹怀仁堂，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

    面对面的搏斗

    2月16日下午三时，周恩来总理继续在怀仁堂主持扩大政治局碰头会，会上出现了更激烈的争论。

    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的张春桥。谭震林问他：陈丕显来了吗?

    谭震林所以提出陈丕显来京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大区和省委书记宋任穷、李井泉、王任重、叶飞、江华、黄火青、王鹤寿等先后被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同志就是一个。

    张春桥听了，铁青着脸，打官腔说：我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仰着脸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一听，怒火顿起。他激愤地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谭震林一走进会场，再次提出陈丕显回京的问题。他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陈丕显要是反革命，杀了我脑袋!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谭震林同志见张春桥推脱责任，马上打断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接着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整，四十年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谈到一些干部子弟被冲击时，谭震林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血统论来反对反动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谈到造反派时，谭震林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1966年12月初，农林口决定一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因为没有经过中央文革，陈伯达就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谭震林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

    这时，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多次保谭震林同志的，从来没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一听，更加气愤。他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愤怒地站起来，拿了文件，穿了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他边走边说：“让他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要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也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谭震林走了几步，回转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在艰苦的年代，陈毅、谭震林是并肩驰骋江南、华东的老战友。他们在风雨里，在炮火下，在一条战壕里，度过多少春秋!今天，他们和其他老同志，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战斗。

    襟怀坦白的陈毅，接着发言。他说：“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同志拍着桌子，大声疾呼：“许多干部被揪来揪去，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辩解，说“文革”小组经常讲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

    李先念当即驳斥谢富治：“你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想到许多老干部被林彪一伙整残整死，谭震林又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这次碰头会，江青又借故有病，没有参加。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出席了会议。他们一开始就处于被批的地位，在会上基本没有发言。全场只有谢富治不断插话，说：“谭老板，你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驳斥谢富治：“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全体老干部，为了整个党!”

    李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笔者注：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当即质问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明明参与这篇社论的写作和定稿，他却当面撒谎说：“我没有看!”

    这时，陈伯达也插话说：“我也没有看过!”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康生、陈伯达，当面撒谎欺骗大家。事实上，1966年10月3日这篇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红旗》社论，是王力、关锋根据江青、陈伯达的指示写的，而且写好后还经过了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集体讨论审查。

    碰头会的当天晚上，陈毅在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的正规一些，好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他说，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们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自己的顶子。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朱总司令是军阀，贺龙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我们党抹黑嘛!

    江青比武则天还凶

    碰头会后，谭震林在2月17日，又直接写信给林彪，斥责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他在这封信中，慷慨悲愤地写道：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在前天的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话，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经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候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铿锵有力的话语，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他表现了老一代革命家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

    2月19日，林彪将这封信送给毛泽东阅，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泽东看了林彪的批件和谭震林的信，批了几个字：“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林彪看了主席没有表态的批语，十分不满。他摇摇头，一气之下，把主席的批件揉成一团，丢在痰盂里。后来，林彪秘书偷偷将主席批的谭震林信件从痰盂里捞出来晒干，用浆糊修补、对好。

    后来，林彪见到毛泽东谈起运件事，毛泽东说：江青哪能比武则天呢，她没有武则天的本事!

    恶人先告状

    2月16日下午6时许，怀仁堂碰头会散会了。待其他人都已离开会场，姚文元从座位上站起来，对张春桥、王力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王力你要站稳立场!

    张春桥说：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一次。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我们先碰碰情况。

    王力说：可不能随口乱讲，要如实，要准确。

    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同乘一辆车，回到钓鱼台16号楼张春桥的办公室里。张春桥、姚文元照着各自的记录讲，王力执笔，一条条地记下来。后来，经张春桥、姚文元修改，由王力抄清《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要点》。

    张、姚、王三人带着整理的《要点》，来到钓鱼台11号楼江青住地。先由张春桥参考整理好的《要点》，讲了会议的情况，谈话中间，姚文元不断插话。

    王力后来告诉笔者：江青听完碰头会情况，她的“病”立即好了。她暴跳如雷，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陈毅、徐向前、谭震林是错误路线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附和错误路线；总理、康生、陈伯达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

    江青当着三人的面，立即拿起电话，要主席秘书报告主席，说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有重要情况向主席报告，务必请主席今晚接见他们。过一会，主席通知，当夜十点，叫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到人民大会堂来。

    这座宽敞明亮的大厅，是毛泽东和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经常议事的地方。自从“文革”以来，连中南海也闹起来了，毛泽东和林彪只好搬进人民大会堂来办公。

    毛泽东同三个人一边握手，一边问张春桥：你没有回上海?

    张春桥回答：明天回去。

    接着，张春桥按照《要点》，开始向毛泽东告状。

    毛泽东抽着烟只是笑，静静地听着汇报。张春桥讲到谭震林拿起衣服要走时，毛泽东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张春桥歪曲陈毅同志的讲话，挑拨说，陈毅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一听反对延安整风运动，再也不笑了。他立时恼怒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延安整风期间，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当作“特务”批斗，“抢救”伤害了许多好同志。

    张春桥这时趁机诬告了周总理，说总理对13期《红旗》社论没有送他审查有意见。

    毛泽东生气地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常委审查哟!”

    毛泽东听完汇报，指示说：“现在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干部；第三要抓地方；第四，经济上，一要抓煤炭，二要抓铁路。”

    这时，毛泽东已心平气和了。王力见毛泽东态度有了变化，趁机汇报说：“我根据主席和总理最近反复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社论，叫《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早已送主席了，主席看过没有?”

    毛泽东说：“你马上再直送一份到这里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王力又说：“请主席考虑，我认为重要社论，经过总理和政治局同志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后来看了这篇社论，写信给王力、关锋说，请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审查这篇社论。

    陈毅在社论审查前，曾对王力说：“这篇文章好得很。只要这样，大家都不会有意见了。”(笔者注：2月23日，《红旗》第四期发表的《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社论指出：在夺权斗争中，怎样对待干部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社论说，经过半年多文化革命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错误的干部，在党和群众教育下，大都是可以改正的。)

    逼迫总理交权

    张春桥等三人离开人民大会堂的当天深夜，又回到钓鱼台11号楼。向江青汇报了情况以及毛主席的讲话。

    江青对张春桥说：“你可以晚一天回上海，走前要同周总理谈一次话。”

    2月17日下午，张春桥奉江青之命，在钓鱼台16号楼会议室，同周恩来谈话，逼迫总理向中央文革小组交党政大权。

    张春桥刚同周恩来谈完话，随即邀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同他吃晚饭。在饭桌上，张春桥洋洋得意地说：“我已同总理谈了话，谈了怀仁堂会议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讲了要总理把文革小组当书记处看待的问题。”

    张春桥接着又说：“总理同意了，总理说，除主席决定要总理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外，日常的党和国家的重大事情，总理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从此以后，原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改成了国务院的碰头办公会。从此，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周恩来也不再在中南海怀仁堂办公，到钓鱼台和中央文革小组一块办公了。

    在同一时间，王力把向毛泽东汇报怀仁堂会议的情况以及江青的谈话等，向周恩来做了报告。

    急风暴雨的袭击

    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七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三位副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提出不同意见，是完全正常的。他们敢于向陈伯达、康生一伙面对面地斗争，以正气压倒邪气，反映了亿万人民抗拒左倾错误的呼声，是一次坚持原则的抗争。但是，在个人迷信达到顶峰的年代，老帅们在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却犯了“禁忌”。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通知参加碰头会的全体同志开会。到会的有叶群(代表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会上，毛泽东对敢于对“文化大革命”提出强烈批评的政治局和军委领导同志，严厉地加以斥责。

    毛泽东怒气冲冲，说：你们就是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是要刘、邓上台，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百分之九十七八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十一中全会决议你们都举手通过了。为什么执行起来有抵触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对文化大革命发难。

    这次会议，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请假，派叶群作为他的代表去参加。

    毛泽东对在场的叶群说：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我和林彪今天就走!

    毛泽东凝视着这些在战争年代同他共过患难的战友，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说：把北京留给他们，让他们来搞，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把陈伯达、江青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和林彪带着叶群，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毛泽东如此“震怒”，是因为几位元帅和副总理在怀仁堂的发言，涉及如何认识和对待“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可以允许纠正“文革”中的某些过火行为，但不允许任何人从整体上否定他所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也不允许老同志批评他最信任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小撮人。

    最后，毛泽东宣布，让周恩来主持会议，处理中南海怀仁堂的问题。

    毛泽东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请假检讨”，并分别同他们几个谈话。

    2月19，由周恩来、李富春同陈毅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批评。由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同谭震林谈话；由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同徐向前谈话。

    2月20日下午，江青与王力同车到京西宾馆。江青先到林彪那里，然后又来接王力。

    王力向林彪的报告，同他向周恩来的报告内容一样。叶群在旁记录。林彪听了关于16日怀仁堂会议情况的报告，只讲了两句话：“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陈伯达只是一个书生。”

    王力走后，江青又留在林彪那里。王力从他们的诡秘的行动里，开始预感到江青和林彪正筹划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从2月22日至3月18日，怀仁堂的会议室里，连续召开过七次中央“政治生活会”。

    参加这次政治生活批评会的，有2月16日参加怀仁堂碰头会的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王力。新参加会议的有江青、叶群、关锋、戚本禹、谷牧、肖华、杨成武、汪东兴。

    这次因为许多人新到会，为帮助他们了解怀仁堂碰头会的情况，周恩来叫王力负责整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记录》清样由周恩来、康生审定修改，由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署名整理。

    政治生活批评会上，骂人最凶的是康生和谢富治。康生叫嚷说：“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反对毛主席。你们想叫王明回来，恢复王明的投降路线吗?能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吗?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攻击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谢富治说：“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代表林彪参加会议的叶群揭发叶剑英在批判谭震林时曾说过：“自从有革命战争以来，没有一个战士，在他受伤临死弥留时，自己诅咒自己所参加的战争。”

    叶剑英理直气壮的回答她：“我说过这样的话。”

    叶群马上指责叶剑英：“这是你们把自己比作是受伤的，把群众比作敌人!”

    叶群还在会上带头揭发叶帅、徐帅背着林彪处理“青海事件”、“四川事件”的问题。

    半个多月的批斗

    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他们连续对陈毅、徐向前、谭震林等老一代革命家，围攻批斗了半个多月。

    康生敲着桌子，指着徐向前凶恶地叫嚷：

    “徐向前呀，你说，‘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不要我就不干了’。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

    康生说：“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嘛!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否定全国革命的胜利。”

    谢富治尖着嗓子喊：“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反革命复辟，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叛徒、内奸、特务!……”

    陈伯达说：“你们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就是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最终，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江青说：“你们保护什么老干部，是大叛徒、大特务、大走资派!你们就是要招降纳叛!”

    林彪、江青一伙给老同志戴大帽子，诬陷他们“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保护一小撮走资派”，要“复辟资本主义”，是“二月逆流”，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等。诬蔑陈毅同志是“联络员”。有些高级干部住301医院，他们就骂什么：“301有妖!”余秋里、谷牧同志积极支持老帅，他们就说：“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

    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协助周总理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经常通宵不眠地工作。他说：“我再不抓，周总理的压力就更大啦。”

    几个副总理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当面诬蔑他是“俱乐部主任”。李富春回答这位“帽子工厂”的老板说：“好呀，那你就组织专案审查吧!人有嘴，话总是要讲嘛。”

    在党的民主原则备受践踏的日子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按住心中的怒火，忍受着冤屈，也说了些“违心”的检讨话。

    一天，戚本禹打电话给李先念同志，催要书面检查。秘书说：“又催来了!……”

    李先念气愤地说：“你告诉他，我不写。你就说，我不写检查!”

    见秘书有点犹豫。李先念大步走到电话机前，严肃地说：“你把我原话告诉他，就说，我不写检查，看他怎么办吧!”

    戚本禹原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个18级干部。反右派斗争中，积极阴谋参与制造中南海的“黑旗事件”，打击大批革命干部。他因为写了关于研究李秀成的文章，得到了陈伯达、江青之流的赏识。于是，青云直上，成了中央文革的成员，到处兴风作浪，疯狂迫害革命干部，积极组织策划对老帅的批斗。

    3月18日，批斗会结束这天，陈毅回到家里，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

    “真是巧合！1926年3月18日这天，在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我们组织4千多市民、工人、学生，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差点被打死，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41年后的今天，我因为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受到批判!”

    反击所谓“复辟”

    政治生活批评会期间，陈伯达又送一件关于天津小站发生的所谓“反革命复辟”的材料给毛泽东。2月28日，毛泽东阅后在这份材料上批：“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陈伯达借机发挥，把毛泽东这句话发展为“从上到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反动口号。从此，在社会上大规模掀起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活动。

    3月6日，江青指使戚本禹和谭厚兰商量，决定“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集中力量攻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

    3月8日，谭厚兰带着一千多北师大学生，向北京农业展览馆冲来，制造了冲击“农业学大寨展览馆”的事件。在农展馆，他们不仅抢走大批文件，还当场揪走了代理农业部部长江一真。

    3月9日，陈伯达在一次军级以上干部会上，叫嚣什么现在全国自上而下，各级都有反革命复辟现象，提出要迎头痛击“复辟资本主义逆流”！

    3月10日上午，戚本禹、谢富治亲临农展馆，向占领农展馆的谭厚兰等慰问打气。他们一起高举双手，狂叫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

    康生也赶到农业展览馆转了一圈，然后说：“展览不突出毛泽东思想!”

    3月14日，在林彪、江青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十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反击“二月逆流”，反对四位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要“炮轰、火烧”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成立揪谭震林、陈毅联络站，还要“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3月20日，林彪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文化大革命这一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走向何处去，决定中国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命运。”他还说，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十级、十二级台风”！

    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播放林彪讲话的通知，评价林彪讲话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告，对于指导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导人民解放军正确地介入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进一步取得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样，林彪讲话和中央通知，就成了林彪、江青一伙行动的纲领，通过反击“二月逆流”更大规模地迫害各级干部。

    据1978年12月21日《山东日报》载：1967年山东全省在“反逆流运动”中，当时仅临沂地区就有四万多老干部被关押，遭到进入沂蒙山区的“棒子队”的毒打，其中有569人被打死，有9000多人被打伤致残。当地驻军因不支持“反逆流”，有2000名指战员遭到迫害。

    “还是要搞团结嘛”

    乌云可以一时弥漫天空，但终究遮不住阳光。正当反击“二月逆流”甚嚣尘上的时候，喜出望外的事情发生了。

    1967年4月30日的夜间，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同志，来到自己家里。在书满四壁的会客室，毛泽东同大家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逐个问了几位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的情况，然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和悦地说：起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望着这些曾和他一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打天下的战友。他说：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一个大闹怀仁堂。各位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的意见，是发牢骚嘛，这是党内生活许可的。噢!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接着又说：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屋里，扬起一阵笑声，老帅们严峻的面容上，重又露出了笑容。同志间过去那种紧张的空气，突然缓和了。雅静、明亮、宽敞的会客室，洋溢着老战友亲切、团结的气氛。

    就在这天夜里，周恩来亲自拟定了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请李富春、叶剑英、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和首都人民一起欢度五一节。

    这是一个转折!

    曾被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一辈革命家们，在五一节上午，同乘坐吉普车的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来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他们来到了为之奋斗终生的人民群众中间，和群众一起联欢。

    夜晚，他们又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广场上百万群众一起，观看了五彩缤纷的焰火。多彩的礼花，耀眼的亮光，交叉闪烁的探照灯光柱，将春天的夜空，装点得像光彩夺目的天宫一样。

    望着这一切，聂荣臻、谭震林等同志心里很不平静。眼前的人山人海，欢歌盛舞，怎能掩盖住社会上的风暴乌云?!就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武斗、打砸抢、抄家还在进行，火车停止了开动……

    围攻中南海

    社会上的风暴乌云，预示着更残酷的斗争。5月4日这天，陈伯达、戚本禹亲自窜到北师大，向谭厚兰一伙煽动说：

    “他们上天安门，你们反他们嘛!”

    “如果真理在你们手里，……按照你们的意见去办嘛!”

    “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1947年陈伯达和康生在晋绥解放区土地改革中推行的极左口号，重又被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广了。

    他们把这次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决定，当作所谓反击“二月逆流”中的“五月妖风”来反。于是，已经混乱的局面，变得更加混乱了!

    七、八月，在江青、陈伯达策划下，戚本禹直接指挥国务院各口造反派、建立“摧资联委”和“揪刘火线指挥部”。他们动员20万人，对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展开围困战。目的是挑起事端，嫁祸周恩来。戚本禹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五大领袖”说：“刘少奇已经是死老虎了，我们目的是打活老虎，揪出‘二月逆流’的黑后台。”

    聂元梓对北京大学的红卫兵说：“戚本禹是代表中央文革的，我们要听戚本禹的!”她亲自扛着大旗，带着二百多人的队伍，在中南海西门“安营扎寨”。

    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等也都带着各自的队伍，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叶群亲自来“火线”慰问，江青则派人用记录片摄下这“历史的一页”

    7月15日，“批陈联络站”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周恩来多次指示要他们撤出。公检法负责人谢富治，却几次窜到那儿公然煽动说：“小将们，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支持你们!”

    7月17、18日，林彪、江青一伙煽动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了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同志的誓师大会。

    8月5日，在《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的日子里，中南海的“造反派”，分别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同志的院子里，批斗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同志。王光美、卓琳、曾志同志也被揪出陪斗了。

    与此同时，这天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开百万人大会”，“要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收听大会的实况广播，接受大会批判”。戚本禹布置中南海内的造反派进一步批判刘、邓、陶。他说：“不要文质彬彬，一定要有气氛，”“要是开不好，拍成电影，群众看了是不会答应的。”

    当天，陈毅到飞机场接待外宾。在候机室里，他痛斥那些阴谋篡夺外交大权的野心家：

    “你们是两面派，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不能把权交给你们!”

    造反派更加猖撅地揪斗陈毅同志，煽动一些人在外交部门口进行“静坐揪陈”。他们伙同在外事口的一些坏人，抛出“七月动荡，八月大乱，九月夺权”的反革命行动计划。

    8月初的一次会上，有人公然对抗周总理指示，在会场挂出“打倒陈毅”的标语，狂呼“打倒陈毅”的口号，甚至窜上主席台揪斗陈毅。周恩来指示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并愤然退场。

    8月15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批斗陈毅大会。公检法负责人谢富治操纵大会，一心搞臭陈毅，周恩来批评他说：“搞臭了陈毅同志谁来当外交部长?你来当外交部长?”

    8月19日，人民大会堂召开批斗谭震林的大会。会上，周恩来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保护谭震林副总理。会中，周恩来临时有事离开会场。乘此机会，谢富治的老婆、卫生部部长刘湘平，竟然毫不知耻地扑上台，劈面打了谭震林两个耳光。

    接着，就有三个大汉一跃上台。他们将谭震林架起喷气式，一阵拳打脚踢，把谭震林打倒在地，然后在他腰背上踏上两只脚!

    对这种错误做法，李先念副总理当场抗议说：“周总理事先跟你们是有协议的，可以批判，但不能武斗。你们这样搞，我就退出会场!”

    对于这次外交部夺权，1972年6月，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曾指出：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

    “疾风知劲草，版荡识诚臣。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这是唐太宗写在《赐萧〖HT5，7SS〗王〖KG-*1/5〗〖HT5，6SS〗禹》中 的四句诗。在林彪、江青一伙横行的暴风骤雨中，在“版荡”的动乱之世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一伙搞突然袭击，转变会议内容，大批“二月逆流”。他们把六个老同志分割开来，每人专门成立一个小组，不断围攻、批斗，大搞逼供信。

    对批斗会，徐向前回忆说：“我天天晚上去开会，往那里一坐，静听‘揭发批判’，懒得理他们。没办法，他们就念语录，还威胁说：‘你徐向前再不老实，就叫红卫兵来!’‘你再不说话，就送到大寨向贫下中农说清楚!’那时一弄就是大半夜，害得我回来没法睡觉，头疼加剧，深感体力不支。我向黄永胜请假，说准备写检讨，黄永胜不准。十多天下来，我就像害了场大病似的。”

    10月17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一次小组会上，江青一伙围攻老帅，一份小组记录记载着他们的插话和发言：

    江青：不是叶剑英，而是一个集团。

    谢富治：对，是一个集团，破坏文化大革命。

    康生：……表面是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徐向前的口号，同陈毅、李先念的门号一样，说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保刘、邓、陶，保护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康生：徐向前说，要保护老干部。难道邱会作不是老干部，怎么不保呢?

    姚文元：自己暴露自己。

    谢富治：实际是夺军权。

    康生：你们想想京西宾馆的情况，那是他真乱军。他们不是保护老干部，是煽动干部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

    谢富治：“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军。国务院李富春家成了中心，以后两个中心合流了。

    姚文元：2月16日，合流总爆发。“二月逆流”就是对刘、邓、陶、叛徒、特务翻案。当时争论的中心，是要不要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反帝、反修，要不要反对各国的反动派，要不要反对走资派的问题。主席指出，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是“二月逆流”争论的中心。上海一月夺权，中央支持，发了电报，全面展开向走资派的夺权斗争……谭震林“2·16”政治局会上说的话，完全否定了主席的领导，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16条，否定了十一中全会，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

    面对袭来的急风暴雨，老帅们时而沉默不语，时而愤然反击，时而违心的“检讨”。

    聂荣臻副总理曾到一些政治局委员那里交换工作意见。林彪、江青一伙就陷害他们是“反党集团”，监视行动。有人甚至拿出监视聂荣臻的活动记录，逼他承认。聂荣臻当场痛斥这种法西斯罪行：

    “我们政治局委员之间就不能交往吗?就不能相互商量吗?党内还有什么民主?你们搞这是什么?是特务!”

    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每日带着病，出席会议，有时连请假写“检讨”也不准许。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副总理和老帅们，只能在会议间隙时间，躺在沙发上稍事休息。会上，江青一伙抓不住老帅们什么问题，就凭空诬陷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聂荣臻是什么“杨余傅事件”黑后台。

    聂荣臻去问林彪：是怎么回事?

    林彪狡辩说，没有点名嘛。

    聂荣臻说：“没有点名比点名还坏。我宁可受明枪，不愿遭暗箭!”

    后来毛泽东在一次接见群众代表前，当着林彪的面，对聂荣臻说：“你不要背包袱，后台不是你，第一是我，第二是林彪……”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全体会议上，讲到“二月逆流”时，诬蔑说：“二月逆流”是党的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

    《简报》的诬陷

    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林彪、江青一伙为继续迫害老帅，突然把闭幕了的一期《会议简报》发了下来。

    《简报》莫须有地诬陷徐向前的夫人、聂荣臻的夫人是“叛徒、特务”；而且故意披露，1948年4月中旬，毛泽东由晋绥边区进到晋察冀边区，暂住阜平县城南庄军区司令部时，驻地曾遭到国民党飞机扫射轰炸事件。

    他们把两件事连在一起，故意制造借口，诬陷当时在山西、河北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聂荣臻，妄图给他们戴上勾结敌人的帽子，置之于死地。

    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当时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得知毛泽东将要到来的消息，召集有关人员亲自布置和安排了毛泽东的安全和警卫工作，以及食宿方面的事宜。

    聂荣臻将自己住的两间套房腾出来，修缮好，让毛泽东住，而自己搬到紧挨毛泽东住房的另一间房里住。他仔细察看了毛泽东住房内的桌、椅、床铺等用具。他叫一位身材高大的同志坐在一把椅子上试了试，发现不太牢固，便把自己用的那把躺椅换到毛泽东房里来。为了防止敌机的袭击，还组织人在房后不远的山下挖好防空洞。

    毛泽东还没进入晋察冀军区辖区，聂荣臻就派保卫干部带了一个警卫连远道迎护。毛泽东来到城南庄后，聂荣臻常常陪同毛泽东外出散步，有时半夜三更还亲自去检查安全警卫工作的情况。

    一天清晨，一架敌机窜入驻地上空盘旋侦察，随后又来了两架。聂荣臻听到飞机声，判断敌机要来轰炸。果然，后来的两架敌机就在城南庄上空盘旋。毛泽东因整夜办公，天快亮时才睡觉，尚未起床。聂荣臻很快叫醒毛泽东，说：“敌机要轰炸，快进防空洞!”

    他随即跑出去查看防空洞和警戒情况。聂荣臻从防空洞出来，见毛泽东还未来，马上返回毛泽东房内，催毛泽东快走。毛泽东风趣地说：“怕什么，无非是扔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这时敌机越飞越低，情况万分紧迫。聂荣臻说：“不行，全党全军服从你，这会儿你得听我的。”

    说完就命令警卫人员，并与赵尔陆同志一起动手，用担架把毛泽东迅速抬到防空洞里，刚进防空洞口，就听到轰轰几声巨响，黑烟冲天而起。

    这次轰炸，敌机共投下五枚炸弹，其中两枚在毛泽东住房附近十几米处爆炸，一枚正在小院里爆炸了。房子门窗全都炸掉了，房内用具震得七倒八歪，桌上的暖水瓶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在场的人看到这种情况，都庆幸地说：“哎呀!要不是聂总当机立断下命令，这次主席就真危险啊!”

    此次敌机轰炸，后来在解放大同、保定时，从敌伪档案里查清，是司令部的一个内奸作案引起的。在罪证确凿、罪犯供认不讳的情况下，经过正式审判，把这个内奸枪毙了。

    徐帅三次被抄家

    徐向前同志先后被抄家三次。家中的文件、书信、甚至连作战日记也都抢劫一空，可是造反派一根稻草也没有捞到。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的忘我战斗。

    一个阴冷的傍晚，解放军测绘学院《红总》的三百多红卫兵，乘车向徐向前住地冲来，但却找不到准确的地址。他们就奔到被抄过几次家的张爱萍将军家里，将他强拉上车，要他带路找徐向前。张爱萍临危不乱，始终不讲徐向前的住址。车子在街上往来转了好多圈子，也没有找到地点。红卫兵无可奈何，把张爱萍赶下了车。这时，恰巧路遇高等军事学院的一辆汽车，为他们带路引到徐向前住宅。

    红卫兵见卫兵不开门，攀上墙根旁的一棵大树，翻墙进入大院，打开大门，潮水似地涌入大院。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闻讯赶来制止，周恩来总理也亲自打电话，要他们迅速撤离，徐帅府才免遭灾难。

    后来，徐向前对笔者说：

    “我们出生入死，跟着毛主席革命，献身几十年，错误犯了不少，但是我们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问心无愧呵!”“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我们为党战斗了一生的人，能允许他们把党搞垮吗?看到他们把党的事业破坏成这个样子，我们能不气愤吗?能不起来斗争吗?”

    谈到江青一伙诬陷他的《简报》，徐向前气愤地说：

    “他们诬蔑我们要搞政变，胡说什么政变时间就在七、八、九月。……这一切谎言，都是为了把我们打倒，扫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

    诬陷李先念

    战争年代，曾长期在大别山区和中原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的李先念同志，1946年奉中央命令，率部向北突围。林彪、江青一伙竟制造谣言说他是“大叛徒头子”，当即遭到参加领导突围的王震、王树声等同志的有力反驳。他们用大量确凿的证据，驳斥了诬陷，保护了李先念同志。王震等拿出当时突围作战的会议记录说：

    “这些都是我们出生入死亲身经历的历史，怎么能允许颠倒啊!”

    大别山区的人民，清楚记得，在大革命的洪流里，是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在鄂东地区撒下了革命的火种，是曹学楷、吴焕生、王树声等同志，点燃了黄(安)麻(城)起义的火炬。在火热的斗争中，一个青年木匠，放下手中的大锯，拿起了武器，投身革命战争的大海。这个青年，就是李先念同志。

    赤卫队、游击队壮大成英勇的红军。李先念同志担任了红军团政委，而在他担任红军师政委的时候，才只有20岁。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移到大巴山，开辟了川陕苏区。长征途中，李先念作为一个主力军的政委，率部苦斗在黄河以西，弹尽粮绝，突围出祁连山区的冰天雪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又率部挺进中原，战斗在江湖河汊之间。

    炮轰叶剑英

    林彪、江青一伙把献身中国人民解放军事业的叶剑英同志，视为他们篡党夺权不可逾越的障碍，千方百计要打倒。一次中央会议上，江青突然发难，诬陷叶剑英“要搞政变”!

    叶剑英当场反击说：“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无论在长征中，在延安，无论筹划指挥全军作战，或是解放以后的历次路线斗争，我都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坚持站在毛主席一边，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叶剑英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积极投身北伐，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他又和叶挺、贺龙同志三人，在庐山脚下九江市甘棠湖的小舟上，策划了向南昌的进军。

    在广州起义的烈火里，他高举红旗，同张太雷、叶挺等同志一起领导了建立广州公社的斗争。在开辟和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战斗里，他指挥作战，签发红军作战的命令。

    在举世闻名的长征中，他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及时把张国焘的阴谋活动报告给毛泽东，保卫了党、保卫了革命。

    在西安事变中，他与周恩来同志一同参加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延安协助毛主席、朱总司令指挥了全军的作战。这一切，都将永远照耀史册。

    对于这样一个功在祖国的老帅，林彪、江青一伙公然违抗党规国法，派人抄了叶剑英的家，挖开了地板，检查有无武器、电台。

    1967年4月2日，戚本禹讲话当天下午，北京街头贴出“打倒叶剑英”、“打倒带枪的反动路线”，“斩断叶剑英伸向文艺界的黑手”等大标语。中央戏剧学院成立“揪叶联络站”，先后将叶剑英同志的五个子女及其亲属、保姆拘捕，分别关押一年到四五年。

    “朱德是红司令”

    德高望重的朱德元帅，“文革”开始时，已是八十岁高龄，但也屡遭“文革”的炮轰。中南海内外贴出了污蔑他是“军阀”、“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的大字报。

    毛泽东得知后，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说：

    “这很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朱德是红司令，红司令!”

    “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可是，林彪一伙根本不听。

    一天下午，李富春同志的秘书，突然接到林彪死党黄永胜秘书打来的电话，念一道“勒令”：

    “勒令：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必须老实交代反党罪行。”

    秘书把电话记录交给李富春。他轻蔑地看了一眼，愤怒地把条子掷在地下，对秘书说“不要理他!”

    “大雪压青松”

    一次陈毅副总理参加华东小组会议，错把《语录》上下拿颠倒了。林彪、江青一伙立即抓住这件小事，大施反革命淫威，把陈毅批判了半天，狂叫：你还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吗?

    陈毅幽默地回答：“当我和朱德同志上井冈山，跟毛泽东同志干革命的时候，在座的许多人，还不知在哪里呀!”

    陈毅同志是老实人，是最讲真话的人。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毅请华东的几个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江渭清、李葆华、张劲夫等来到家里聚餐。他满怀悲愤地对老战友们说：

    “来吧!我们恐怕是最后一次聚首了!”

    “这太悲观了吧!”有人说。

    陈毅摇摇头，端起酒杯说：“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果过不了关，这是最后一次!”说毕，热泪夺眶而出……

    有位同志一言不发，当场提笔疾书“劲松”二字!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老一辈革命家以凛然的革命气节，像傲霜斗雪的青松，抗击着林彪、江青一伙的狂风骤雨。

    疏散的时刻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看到徐向前家中被抄的《简报》，他马上在《简报》写下批示，指出：对于所有参加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及其家属，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这批示到了林彪那里。林彪一边写着什么：“同意主席批示”，“不要制造新的障碍”。另一方面，又暗地指使他的一群同党，变本加厉地进行着对老一辈革命家的迫害。

    根据战备形势，中央决定1969年10月20日前，必须将在北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全国各地。例如，毛泽东到武汉。林彪到苏州。刘少奇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北京郊区的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

    由此可见，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一事，并不属林彪的“第一号令”。同“疏散”中央负责人混为一谈，夸大林彪“第一号令”的作用，实属误传。

    在八位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被疏散的日子里，他们尽管身陷囹圄，精神遭受折磨，但始终对党对人民怀着无限希望和信心，充满高昂的斗争精神。

    陈毅同志到了河北省石家庄以后，经常深入工厂蹲点，到基层调查研究，当新的谣言袭来时，他一笑置之，坦然地说，是好人不怕别人说坏话；好人说不坏，坏人说不好!

    这时，国内外大事，几乎全靠周恩来总理操劳处理。从夜晚到黎明，从日出到黄昏，他关心着祖国各条战线的问题。从生活必需的油米柴盐，到邀游宇宙的人造卫星；从少数民族的山寨，到广大城乡的亿万人民，都时刻在他关怀之内!

    有一天，彭雪枫烈士的儿子彭小枫前来探望总理。他恳求总理为全国人民保重身体。总理听了，在黄昏的庭院里，停下脚步，闪着炯炯目光，深情地望着烈士后代，激动地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同林彪、江青一伙搏斗的暴风雨里表现的崇高品质。

    为“二月逆流”平反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同志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周恩来和叶剑英参加了这次接见。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大家说：

    “这件事搞清楚了，你们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地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

    这就是说，毛泽东在那个时候，就已亲自为“二月逆流”翻了案、平了反。

    叶剑英到医院探望病重的陈毅，把毛泽东给“二月逆流”平反的喜讯，告诉了他。叶剑英轻轻走到病床前面，伏下身子，用手从上到下抚摸着共同奋战几十年的战友，生怕听不见似的，大声地颤抖地说：“陈老总，你听到了吗?‘二月逆流’平反了!”

    陈毅听见呼唤，从昏迷中醒来。苍白的脸容上，泛起难以觉察的笑容，他好像有许多话要讲，但却没有力气讲出来。

    “……”

    陈毅微微张开口，嘴唇颤抖，断断续续吐出一些不连贯的话：

    “党中央……红军……”

    “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这位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英勇搏斗的共产主义战士，1972年1月6日，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党中央郑重宣布，为因“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对林彪、江青一伙精心策划的反“二月逆流”斗争，徐向前元帅回忆说：“先后持续四年半之久。在这场斗争中，毛主席终于认识了林彪，也认识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