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左”大军

    1967年1月，上海发生“一月风暴”之后，全国各省市普遍刮起夺权的狂风。从中央到基层，从内地到边疆，全都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国家政府机关瘫痪了，党组织活动停止了，公安、检察、法院机关基本失去作用了，成千成万的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了。全国唯一能保持基本稳定的，只有人民解放军的组织系统和指挥系统了。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人民解放军。他希望借助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威信，贯彻他的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1967年1月，安徽省“造反派”计划召开大会，组织批斗省委书记李葆华，要求军队支持“造反派”，帮助保护会场，防止对立派前来冲击。

    安徽省军区马上电示中央。1月21日，毛泽东在电报上批示：

    “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周恩来当天向军委碰头会传达了这个批示。

    第二天，毛泽东专门接见军委碰头会议人员，要求他们“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他严肃批评一些军区把“造反派”讲得乌七八糟，一片黑暗，好像一点光明也没有。他要求军队要善于区别情况，在夺权斗争当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左派”，能够公开支持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做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指出：“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1月25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不能折中，不能调和，不能中立”，“应该鲜明地、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对于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必须进行坚决镇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接着，3月19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要求“抽出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投入‘三支两军’工作。”

    从此，在全国全面展开“支左”工作。全国先后有280万人民解放军，背着背包，先后离开军营，浩浩荡荡，公开地、大规模地进入陌生的国家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农村和大、中、小各类学校中去了。

    至1970年底，当时参加“支左”的解放军约有40余万人。其中担任县和相当县以上的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有4．9万余人(其中干部4．8万人)。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到“三支两军”在全国的规模!

    与此同时，全国开展了“向解放军学习”的活动。广大群众把解放军看作“最亲爱”的人，看作“最突出政治”的人，看作党和政府的代表，热烈欢迎。

    随着解放军“支左”的脚步声，伴着林彪一伙的号令，鼓吹个人崇拜的现代迷信，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潮。

    当时风行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人人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处处都闻语录声”。用《毛主席语录》制作的标语，更是遍布城乡。用各种材料制作的毛泽东像章，男女老幼人人佩戴，成为最时尚的装饰。

    个人迷信达到狂热的程度。风靡全国的“表忠心”、“红海洋”，以及跳“忠字舞”等花样繁多的活动，漫天飞舞的所谓“一言一行让毛主席放心，一举一动让毛主席满意”的形式主义，给人民带来精神的桎梏。许多机关每日上下班前要列队站立在毛泽东画像前，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天天用”，逢会必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有的还在行进的火车上，也要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支左”变成支派

    “支左”的目的是什么?一位“支左”的高级指挥员曾告诉笔者：“支左”就是支持造反派，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许多省市造反派都是在解放军全力支持下进行夺权的。

    “支左”，即支持左派。可是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呢？怎样正确的划分成百成千的群众组织中的“左派”和“右派”呢?这是各部队“支左”中最先遇到的问题，也是最棘手最困难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没有明确指出“左派”的标准，许多部队开始都支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多的、“出身好”的、劳动模范多的、拥护军队的一派。而这一派，往往因为“造反精神”不强，被对立面的一派称为“保守派”。那些所谓“造反精神”强，敢冲、敢斗、敢闯的则被视为“革命派”，即“左派”。开初，许多军区都因支持了“保守派”，犯了所谓“方向路线”错误而受到批判。

    夺权中，许多部队和军事机关受到造反派冲击。为稳定军队，稳定形势，在决定“支左”的同时，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军委八条》，规定“不得擅离职守”、“不许冲击”、“不许抓人”等等，但各地都没有执行。因为既要全面夺权，就不可能“坚守岗位”、“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事实上，许多党政领导干部被当作敌人，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了。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军队，在毛泽东最新指示下达后，改变了“软弱可欺”的形象。但是，由于认识不统一，造成思想和行动上的混乱，多次引起支左部队和造反派之间尖锐对立和冲突，发生了一系列震动全国的事件。

    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认为《青海日报》社掌权的“8·18红卫兵战斗队”是反动组织，宣布取缔后，接着又实行武装包围。他们按照“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2月23日这天，竟然采取错误行动开枪打死群众169人，打伤178人。这次武装镇压群众的“赵永夫事件”，后来被林彪定性为“带枪的刘邓路线”，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被隔离审查十年，“8·18”则被宣布为革命群众组织。

    继这个震惊全国的武装镇压群众的事件之后，28日又发生了青铜峡流血事件，打死打伤群众100多人。

    四川也发生类似的事件。四川大学“8·26战斗团”、“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造反派组织，连续冲击军区机关，提出要“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2月17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批发了致造反兵团的公开信，并用飞机在全省散发，不但得不到呼应，造反派反而加紧了对军区的围攻。成都军区在退避三舍之后，也抓了许多人。这样矛盾更加尖锐了。5月7日，中共中央做出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认“8·26战斗团”等是“革命群众组织”。可是两大派的矛盾并未由此解决。围绕着“革”与“保”的分歧，大规模的武斗相继在中江、泸州等地爆发，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

    为统一“支左”认识，排除“支左”中的混乱，中央军委于1967年3月在北京召开军级干部会议。会上，林彪再次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吹捧红卫兵是捉拿牛鬼蛇神的“天兵天将”，而对于“三支两军”中遇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仍然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两条命令

    4月6日，中央军委经毛泽东修改批准，发布强调爱民的“十条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对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概不追究”，“要正确对待群众”，“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等等。一些曾被军队支持的组织，对十条表示不理解，认为这是给反军派打气。尽管如此，十条命令还是缓和了军队和群众组织的矛盾。许多“支左”部队按照毛泽东“拥军爱民”的指示，进行自我检讨，转变“支左”方向，“掉转屁股”，受到造反派群众的欢迎。

    毛泽东说：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

    政治风云的“反复”、突变和“走向反面”，使许多“支左”人员感到困惑。许多地方的“支左”工作，在“转弯”中陷入自相矛盾的混乱状态。四川、广东、福建、河南等省市的“支左”部队，相继发表声明，否定前一阶段的“支左”工作。这样，正如毛泽东说，弄得“支左”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

    许多“支左”部队支一派，压一派，卷入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纠纷，“支左”又变成了支派。驻山东省的人民解放军，在青岛夺权以后，一开始并没有支持王效禹为首的造反派，却支持了另一派群众组织。后来，康生直接插手山东，王效禹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山东“支左”部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支左”部队被迫公开检讨。

    “支左”的同时，全国几乎所有的工矿、交通、铁路、航空以及报社、广播等机关都普遍实行了军事管制，用军事管制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有些军事机关甚至也被实行了军事管制。例如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许多军事院校都曾经实行过军事管制。

    9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毛泽东在视察了华北、中南、华东地区后回到北京。中央报刊相继传达了他的最新指示：两派“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10月7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军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党、政、军的会议，是文化大革命的会议。党政机关瘫痪了，军队管党、政、军。又说，军管的时间不能太长，要过渡到“三结合”。

    所谓“三结合”，即在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中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

    这种以军人为主体的“三结合”，从党中央的最高权力决策机关，一直延伸到党政机关的基层组织。军队的权力，在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达到了最高峰。

    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2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2名是军人，超过半数。

    在各省市，至1968年9月，全国有2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上将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韦国清等军队干部，分别担任20个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军队干部担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的，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山西省占95％，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全国军队干部担任县以上革命委员会一、二把手的，达5193人。

    这说明军队已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各地区领导权，不仅直接领导了各地的运动，而且介入社会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各方面。军队“支左”人员成为“文化大革命”左倾路线的实际执行者。在那些日子里，军装成为荣耀的标志，权威的象征。

    鉴于各省市党政机构陆续恢复工作，1972年8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支左”部队撤出地方工作，“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在历时五年的风浪里，“三支两军”的绝大多数指战员在极其复杂的困难情况下，为稳定局势、缓和紧张混乱的局面，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保护老干部，做了大量工作，减少了许多损失。对支撑全国大局，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支左”工作也带来不少“消极的后果”。一位长期参加“支左”的同志，深情地对笔者说：我们都是握枪杆子的，我们对干地方工作和群众组织都是很陌生的。尽管我们也曾进行拥政爱民工作，但在整体上，军与民是过着两种生活。“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声令下，我们都投入了“支左”。我们既缺乏地方工作经验，也不了解“支左”单位的历史和现状，实际工作遇到许多新问题，一件件都迫使我们这些新的当权者来表态。盲人骑马，不能不犯错误啊。支一派，压一派，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间的纠纷和对立，伤害了一些干部和群众。有些支左人员作风霸道，骄气傲气十足，有的还滥用职权，违法乱纪，在革命的口号下，“瞎指挥”，干了不少傻事、错事，损害了军政、军民关系，损害了革命军人的形象和荣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记取的教训啊！

    1984年5月18日，《解放军报》在评论员文章《着眼于总结经验教训》一文，引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三支两军”问题的评价，同时也引用邓小平同志对“三支两军”的全面的评价。邓小平说：

    “对‘三支两军’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很多坏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

    评论员文章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内战。‘文化大革命’的各派都是错误的。因此，‘三支两军’中的‘支左’是支派，不管支那一派都是错误的。”

    草木皆兵

    1967年6月14日，北京钢铁学院“5·16兵团”张建旗等人，同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刘令凯等，联合起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首都红卫兵5·16兵团”。

    这个人数不多的反革命组织，总是在夜深入静之时，四处活动，张贴攻击诬陷周恩来的大字报、传单和小字报。例如，《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黑后台》、《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等。有的还把周恩来与“王明路线”、“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这些错误活动，受到群众的反对和抵制。8月18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76个院校的红卫兵发表声明，指出“炮打周总理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声明表示要与“5·16兵团”战斗到底。

    8月26日，首都和全国各地来京的一千多个红卫兵代表，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5·16黑匪兵团’大会”，批斗了张建旗等五人。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讲话指出：要坚决取缔“5·16兵团”这个反革命组织。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5·16”，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9月5日，康生、江青接见安徽来京的红卫兵代表。江青说：要拥护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要拥护革命委员会；要揭露“5·16兵团”以极左面目出现，把矛头直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恶阴谋。

    1967年9月8日，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加了一段话，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文章说：“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图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

    据《人民日报》当时的一份材料称，为动员宣传好《评陶铸的两本书》，9月7日凌晨一时，在中央文革召开的专门会议上，陈伯达、江青、姚文元、戚本禹等连续发表讲话。

    戚本禹说：“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是中央的重要战斗步骤。”

    江青说：“这篇文章是个典型炮弹!发出去以后，还要发各种型号的炮弹，报馆、电台要组织各种炮弹，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要批判极‘左’，要批判极右。”

    姚文元说：“这篇文章是从批陶铸到批‘5·16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5·16’是陶铸极‘左’的发展。”他要求各新闻单位，20日以后要大讲特讲文化革命的大好形势，大讲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在大批判的高潮中过国庆节。

    江青的“9·5讲话”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向“5·16”发起总攻的信号弹。9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全国“认真学习江青9·5讲话”。一时全国上下，军内军外纷纷举行集会和座谈会，讨论揭发所谓“5·16”的罪行。

    9月18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核心组、外交部党委及对外文委等代表，有一篇长篇谈话。他严厉批评姚登山：“我看你有些昏昏然，你干扰了外交部的行动，你到处做报告”，“我那天病又犯了，连我的医生都看不过，要造你的反，你就坐在那儿看我，对我一点阶级感情也没有。”

    周恩来在谈到“5·16”问题时说，姚文元文章说的很清楚，“5·16”是个反党、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动小集团。接着，他又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多少人，它就是那些不准确的、错误的、不存在的关系。“5·16”说它有八个方面军是吓人的……它没这么多人，只是少数的小头头。

    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强调指出：第一，“5·16”不要扩大化，不要到处去抓“5·16”。……成百成千的群众组织中不要给人戴“5·16”的帽子。群众是受蒙蔽的么!第二，如有群众组织受“5·16”的蒙蔽，自己出来揭发，别的单位不要干涉，不要去管他……

    周恩来在讲话中，清醒的估计了形势，正确的指出了方针。但是却遭到中央文革的抵制和反对。

    197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中央随即成立“5·16”专案领导小组，在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全国性的清查“5·16”运动，把反对他们的许多干部、群众打成“5·16”分子，致使清查“5·16”集团的斗争，演变成全国性两派群众组织的大混战，加剧了两派群众尖锐对立的派性斗争。

    在此以前，1970年1月，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号召“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教育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这是继1967年1月13日《公安六条》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肃反。《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反革命行为。”

    2月5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

    按照中央打击反革命的《决定》，凡是有“三指向”言行的都定为“反革命”，定为“5·16分子”。所谓“三指向”，即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清查，把在“三忠于”、“四无限”现代迷信里，说过错话，写过错字的人，都打成“现行反革命”、“5·16分子”，闹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草木皆兵。

    尽管毛泽东强调：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但是由于清查工作是在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运动一开始，两派之间就相互你揪我、我揪你，相互攻击，相互指责对方为“5·16分子”，把不同观点的人打成“敌人”。有些单位重复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运动”，号召“坦白交待”、“个别突破”，致使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群众，在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里，受到残酷的迫害。

    在“全面内战”里，几乎人人都遭受整的“洗礼”。著名作家夏衍在“文革”中一直被“整”，但他处之泰然，并且对“人整人”的“混战”，以诗为乐曰：“闻道人该整，而今尽整人。是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是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短诗，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景。

    据不完全统计，在1970年2月至11月间，十个月内共挖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名，逮捕2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其中许多是冤假错案。在那些日子里，有多少冤魂在大地上飘荡!

    另据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检察厅的调查证实，仅仅由于对林彪、江青一伙有一字一句损害，被定为“恶毒攻击”罪而被逮捕判刑的，全国就有十万多人。

    “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因“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而制造的冤假错案，竟达24．9万多起，受到株连的无辜群众在100万以上。江苏南京市是100多万人口的城市，抓“5·16”扩大化，竟抓了27万人。扬子江机械厂6000职工，有2000人被当作“5·16”分子抓了起来，占了三分之一。被抓的人，没一个说得出“5·16”是干什么的。许多机关干部连家属在内，都因涉及“5·16”问题，实行“连根拔”，强制到农村落户。

    对清查“5·16”分子，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一文内，根据她个人的见闻，曾有以下记述：

    “不让被审的人吃饭睡觉。一熬就三天三夜”。“审讯日夜进行，记录最高的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个‘5·16’坦白大会。1966年横眉立目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5·16’，登台坦白交待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二反罪行。”“时常半夜……就听见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这个单位“下干校1700人。已经揪出‘5·16’竟达到400多人。军宣队还在大会上动员，不能对揪‘5·16’抱有右倾思想!”

    作家冯骥才在一篇《一个八岁的死刑陪绑者》的真实故事里，详细记述了云南某城市发生的事。

    有一天，两派进行大联合谈判。一派头头没注意，把一本刊有毛主席照片的《红旗》杂志坐在屁股下边。对方发现了，立刻把这个头头戴上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打成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

    还有一次，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一条反动标语。公安局来查，认定只有父母有问题，孩子才可能写这种反动标语。于是就在市委大院抓了一个八岁的女孩。孩子的爸爸是市委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参加了一派。他们用各种办法吓唬女孩，要她承认反动标语是她写的，可是女孩死也不承认，后来，他们把小女孩弄到市委大院批斗，挂上牌子，戴上高帽子，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

    他们威胁女孩说，要枪毙她。“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可是女孩摇摇头，硬是不承认。

    于是，就把女孩带到刑场上，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猛然一阵枪响，女孩旁边的犯人，全都栽倒了。那个陪绑的八岁女孩，没有死，吓得昏倒在地!

    人人过关

    伴随着“清查5·16”，北京、上海等许多单位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

    最早提出“清理阶级队伍”这一问题的是江青。1967年11月27日，她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党内的，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及犯了严重错误死不改悔的人。”上海市马上响应江青的号召，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借用整党和反“右”倾的名义，采取各种方法，从机关干部和群众组织中揪出所谓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叛徒、特务、以及“漏网右派”、“假党员”、“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

    1968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央在批示里指出，要“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

    根据这个批示，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内查外调”。对被造反派怀疑的一切干部和职工，都组织专门人员进行长时间的调查。国家为此投入巨大的资金和运输力量。成千上万的外调人员，为了微不足道的“疑点”，不远万里，爬山涉水，所获甚微。有不少外调人员借机会“公费旅行”，游山玩水。外调的所谓“特务”、“假党员”者，最终“查无其事”。

    至于“内查”，更是花样百出。“群众路线”，变成了“群众专政”。在“一切经过群众”的口号下，非党员可以审查党员，普通机关人员可以审查党的高级干部。有的机关则搞什么“自报公议”，人人过关。每个人都要在会上汇报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然后群起分析、批判、质疑，“从鸡蛋里挑骨头”，闹出许多笑话。

    一位在苏北战场七战七捷战斗中负伤的老干部，伸出他断掉半截的手臂，沉痛的告诉笔者说：涟水战斗中，我担任主攻的营教导员，胳膊被敌人打断。造反派审查我，竟质问说，你既然受了重伤，怎么还能活着下来?我含着眼泪回答，我是被战友从火线上抢救下来的呵!而造反派则怀疑我是逃跑的，为这件事，审查我两个月……

    为在全国建立新秩序，在“全国一片红”和“斗、批、改”的活动中，广泛开展了“清队”运动。1968年5月13日，姚文元把《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送给毛泽东。这个所谓的“六厂二校”经验(笔者注：“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在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军宣队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江青控制的“点”，因此，毛泽东特别重视。

    5月19日，毛泽东在这个《经验》上批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此件批发全国。”

    根据这个批示，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经验》，要求全国各地“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经验》材料介绍说，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是很坚决的，不论是对特务、叛徒、还是对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都带领群众，狠揭狠批。特别是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

    在“毫不留情”的打击下，大搞逼供信，用所谓“攻心”战术，制造许多错案。材料介绍说，一个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女工，“跳楼摔死了”。“当然，反革命自杀是难免的，但是少了一个反面教员。”

    《经验》转发以后，全国许多地区开展“清队”，把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当作“一小撮阶级敌人”，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击”。

    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仅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局长以上的高级干部，受到立案审查的约占75％左右。许多努力工作的好干部，被诬陷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审查时，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的冤假错案数以百万计。连受审人员的家属、亲友也受到株连，祸及群众达一亿人。

    闻名中外的“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都是为报效祖国从香港归国的乒乓球健将，荣获过世界冠军。他们在“清队运动”中都被怀疑是“特务”，遭到游斗、毒打，相继在1968年4、5、6月自杀。世界冠军容国团在遗书上写着：“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对不起你们，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

    在“清队”和“一打三反”中，一些党的忠诚儿女，为捍卫真理，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和鲜血，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倒在共和国的枪口下!

    他们之中，有人民英雄张志新!

    他们之中，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遇罗克!

    他们之中，有多次上书毛主席，在狱中写下许多读书笔记的忻元华!

    这里，简略记下湘西土家族自治州大庸县，年轻姑娘丁祖晓的被杀。

    1969年，林彪、江青集团强行推动的“三忠于”造神活动，遍布偏远的湘西农村。那时，家家升起“忠”字旗，户户挂起“忠”字匾，村村建起“忠”字碑。过去村里安放神龛的地方，现在一律变成了“语录台”。许多地方还把“三忠于”的“早请示”、“晚汇报”等五项“宗教”仪式，称为“五个第一”，每天上班前，下班前，吃饭前，睡觉前，要求早晚必做。伴随着这些“宗教”仪式，出现了大批冤案。

    回乡高中知识青年丁祖晓发现，有些不识字的老实农民，因为背语录漏字掉字，说错一句话，喊错一句口号，就要挨批挨斗，或者游乡戴高帽。对这些愚昧的做法，她想不通。于是，她向姐姐丁祖霞谈了自己的想法，并且把自己对“忠”的看法，写信给自治州委的机关报《团结报》。得不到答复，她又把信改写成七张传单，在1969年4月21日“九大”闭幕前夕，在大庸县城散发了。传单像一颗炸弹，震撼了县城。

    忠诚、正直的丁祖晓在信中写道：

    “首先，我要问这五个第一，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一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我看这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好处，不但费工，而且是一种毫无作用的，多余的，甚至是害人的一种形式。”

    “特别是现在，连吃饭的时候也要做五个第一，把饭菜盛齐摆上，做了五个第一再吃，……毛主席还没有死，就把他当死神来敬奉。这太不应该了。”

    “门前忠字旗，像章多于人，菩萨石膏像，‘毛著’罗一层。这是当前中国政治空气浓厚的标志。”

    “从现象看，这‘忠’字是地道的个人崇拜。……并非民心、民意。”

    这封闪耀着正义光芒的信和传单，倾注着她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但是传单却变成了罪证。7月5日深夜，丁祖晓被捕了。不久。她姐姐也被投入监狱。

    1970年5月3日，她在最后一场审讯时慷慨陈词：

    “我始终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个人。现在提倡的‘忠’字，是搞个人崇拜，是搞奴隶主义!”

    1970年5月8日，24岁的丁祖晓，为捍卫真理，血洒鹭湾的沙滩上!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英雄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