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近庖厨——元旦轶事

   元旦到了，节日里三、五亲朋好友酒楼欢聚，或家中小酌，巳是平常事。“鱼吃跳，驴吃叫”，人们吃腻了平常的猪、牛肉，又变着法子吃“活水煮活鱼”，生剐活驴肉，竹鼠与果子狸等野味成了席上珍……各种海鲜甚至海参、鱼翅亦不算稀罕物。

   而在改革开放前物资匮乏的年代，食品凭票限量供应，鱼米之乡的湖南许多城市每人每月４两猪肉票，难得吃顿肉谓之“打牙祭”；主要靠外省供应猪肉禽蛋的广州更甚，每人每月只２两猪肉票，常见人凭票在国营肉食水产店割一小条一指宽的猪肉提着走在街巷。那时都说广州人吃得“秀气”（喜大块吃肉的湖南人谓之“吃猫食”），实则是当年食品紧缺之故。有一次元旦去调广州工作的父亲徒弟家玩，热情的主人倒腾半天弄出１小碟５片肉，１小碟３条手指长小鱼，还有１小碟炒鸡蛋（小碟类今小咸菜碟）和一盘生菜，看着这几乎只够我一人吃的菜，尽管男女主人相劝几乎不敢下箸。后来听说，这巳是当年广州人在家中待客最丰盛的菜肴了。那时有人提２斤肉在广州大街上走过，比现在开宝马车招摇过市还神气！

   那年月广州人说有两种人吃得开：“杀猪佬”和“跑车佬”。“杀猪佬”当然不是今肉贩子，而是当年能帮熟人开后门的国营肉店工作人员；“跑车佬”，不就是说的铁路列车员吗？他们能利用工作之便搞“捎、买、带”，可从外地买回本地紧缺的副食品。而我从乡下返城后当过２年长沙至广州慢车列车员，每周由湖南去广州一次，自属“跑车佬”之例，免不了把当时湖南丰富而便宜的蛋、禽和隔着人堆喊肉店朋友“开后门”递出的猎肉带给广州朋友。那时纯属帮忙，不知取一分蝇头小利，业务甚至发展到当时北京路和中山五路一些副食店，作为交换仅是为自己和朋友买回几斤湖南当时紧缺的白糖。

   说到此，巳离题太远，还是回到庖厨这个话题。

   孔夫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口里吃肉，眼里却看不起身份低贱的庖厨之辈（哪怕你有“庖丁解牛”之神功），也可能要显示自己的“仁义道德”，声称要远离帮他弄肉吃却背“杀生”之名的屠夫，谓“君子远庖厨”。可我那年却当过平生唯一一次“庖丁”（应是助手）——“跑车佬”当了一回“杀猪佬”。元旦前2天，列车段领导决定把副业基地那几头用餐车回收潲水喂得膘肥体壮的大肥猪杀了分给职工过节，并安排客车队抽调一些职工执行此关系民生重要任务，本人有幸被选中。客车队董队长还真有眼光，被选中的十来壮汉多为农村退伍兵和返城知青，在乡下没杀过猪也见过吧？

   说来，在乡下其实很少见杀猪。生产队养的猪每年要完成国家收购任务，都是送区牲猪收购站外运或宰杀，社员一年也难吃两次肉，队里哪有得猪杀？只有到农历年底，生产队才杀２头猪分给社员过年。队长只用３、４个精壮劳力帮忙，１人抓住猪的２只大耳，另３人分别抓住猪的４蹄和尾巴，把尖叫的肥猪翻倒按在案板上（有时用根杠子压住猪的前胸），猪乱踢乱叫却动弹不得，队长用锋利的杀猪刀对猪喉管一刀捅下，猪血汩汩流到盛盐水的猪血盆，猪叫声低下来，只有血沫从刀口冒出……

   可是，真刀真枪杀猪俺没干过。问那些也多为２０岁上下的兄弟，竟只有１位退伍兵小谢在乡下帮他父亲打过下手！于是大伙公推小谢为“刀斧手”。带着董队长找来的杀猪刀、挺杖等工具来到位于单位单人宿舍山下的猪场，众大汉从猪圈里轰出１头近２００斤大肥猪，七手八脚把它摁翻在单人宿舍食堂案板上，我与另一兄弟用根杠子把它前胸压牢；哪知小谢一刀捅进猪喉管，猪不但未死，反而连血带刀从喉头喷出，杀猪刀险些扎在他腿上！大伙拼命摁住垂死挣扎大声尖叫的肥猪，发毛的小谢用军用大头皮鞋踩住猪头对喉管连捅数刀，鲜血直喷，猪才好不容易断了气……杀第二头肥猪有了经验，那退伍兵一刀下去猪喉管呼噜呼噜冒血泡，不一会倒地而亡。如是解决了几头肥猪。据有知青回忆文章说杀猪刀“一刀封喉”实则不是割断喉管而是割断颈动脉，如果说“杀生”有几分残忍的话俺只是“帮凶”，具体刀法就说不清了。

   众人七手八脚把杀翻的6头大肥猪全抬到食堂锅炉房，一头头轮流放到锅炉房旁洗菜池用锅炉放出的滚水烫褪毛。多是本地人称“暴发子”（生手），肥猪有的地方被锅炉滚水快烫熟了，有的地方又没烫到，猪毛连刮带扯褪得有一块没一块。打过杀猪下手的小谢学其父把肥猪挂在铁钩上，再用钝了的杀猪刀割破1只猪腿用嘴吹气，大伙七手八脚用钝刀把肚子吹得胀鼓鼓的肥猪身上的粗毛乱刮一遍，就由那退伍兵开膛破肚，一头白花花的大肥猪算宰完了。所谓“少了张屠户，要吃‘和毛猪’”即此。

   曾当过铁道兵连副的董队长让大伙把6头大肉猪和1头猪的下水抬上卡车运单位大院，余下的猪下水交单人宿舍食堂给单身职工节日改善生活。到大院巳快天黑，董队长指挥兄弟们把6头大肉猪交餐料库保管后，盼着大快朵颐的兄弟们就忙着作“打牙祭”的准备了——董队长早就用东北腔嚷着大肠头好吃！不知他从哪弄来1口大锅，没有锅铲就把办公室铲烤火煤的小铁铲用沙子擦净冲洗后代用，再用他办公桌里一把锋利的水果刀充菜刀，在办公桌上切割洗净的猪大肠和猪肝肺，干餐车的兄弟用从餐料库值班刘老头处弄来的料酒与酱油把猪大肠烧得香喷喷透着油光，盛在董队长办公室用水略洗一遍的旧洗脸盆里。再在办公室大烤火炉上把猪肝心肺与猪血炖一大锅汤，香气四溢。董队长不知从哪弄来1塑料壶散装白洒，干了大半天饥肠漉漉的兄弟们端起餐料库借来的碗筷干起杯来！离开列车段（后扩大为客运段）多年后回忆那顿半军事化聚餐，用小煤铲炒的烧大肠不知为什么那么香，日后任哪家大酒店也没吃过那么香的烧大肠！

   第二天，单位500多职工每人分了2斤带骨肉，欢天喜地回家过节——尽管多是毛未褪尽的“和毛猪肉”。但在那每人每月凭票供应4两猪肉的年月，巳是意外之喜！

   灯火兄臭广东人不打草稿，夸张了点，但广东人确实有点想吃猫食的味道，去他们家做客，真不敢动筷子，每盘一点点，与湖南人吃反格格不如，湖南人又与东北人格格不如，东北人与蒙古人又差一大截，东北人是一盆肉，蒙古人是整条羊。。。。

   我们出生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我们懂事时的中国，刚刚摆脱了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的日子刚刚有了好转，刚刚能吃上几顿饱饭。可是，祸不单行，偏偏又赶上了“文革”十年动乱，那些年人们忙着搞“政治运动”，无心搞经济建设，结果是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你说这老百姓的日子能好得了吗？那个时候啊，买粮食都是凭粮证，每人每月还吃不到二斤细粮，百分之六十吃的是粗粮；在副食品供应方面，更是匮乏的很，每人每月才供应半斤猪肉，至于说什么鱼啊、虾呀等海产品，你连想都甭想，想奢望什么好东西呀，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很羡慕列车员捎买带。

   记得那年头，中秋节每家每人供应两块月饼，凭票；国庆节，每户供应一条鱼，凭票；就连到了春节每户供应它个几斤白糖和几斤糖块，也要凭票。这光是凭票能买来这点有限的年货。那个年代物资极度匮乏，市面上除了国营商店能买到这些凭票供应的商品，市场上是根本买不到的，物资极度匮乏还穷叫“割资本主义尾巴”，自由市场被取缔，你要想买到质量好一点的商品，你就得去排长队，而且一排有时就是几个小时，那个时候过一次年可真是不容，凭票有时你还买不到好东西，还得生一肚子气！


   那个时不仅在副食品供应方面十分匮乏，要凭票购买，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我结婚没有任何东西，买不到也没有钱，结婚2年后，岳父在百货公司拿到一张蝴蝶牌缝纫机票和上海1寸黑白电视机票喜出望外给我们，可是，只有能买缝纫机的钱，电视机没办法，20元的票卖给陌生人了。现在好了，改革开放0多年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特别是现在，我们的腰包鼓了，市场丰富了，我们的餐桌上以往只有过年才能有的东西，现在也都成了各家各户的家常便饭，每逢过年时，人们再也不会为买不到年货发愁，不仅如此，过年人们在走亲访友送礼时，其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所盛行的“两个炸药包”和“两颗手榴弹”早已成为历史，进入新的世纪后，人们所奉行的是“送健康”，你没听中央台“脑白金”产品的广告词中不是有“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脑白金”这么两句词吗？这就是这个道理，现在人们过年时送礼所盛行的就是送保健品。记得小时侯过年妈妈给的压岁钱是10张一角钱的新钞，过完年又收回去了，现在压岁钱也提高多少倍了，给了孩子那么多压岁钱，很多家长想收回去都做不到，这对于孩子意味着什么？好否？我不寒而栗，但这说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过年也更上档次了！

    感谢灯火兄的君子近庖厨，让我们怀想过去，不忘小平南下广东在深圳地图上画了一个圈，这圈影响全中国老百姓一代人的福址！

谢“老广”夜深兄回帖。你们本世纪去广州刚好可享受改革开放成果，70年代的广州人可没什么比湖南骄傲的。这里还是说吃，至于那时当地人住更成问题，父亲那徒弟调去时是广机段技术员（后提工程师），一家三口挤在单位一间10多平米宿舍。常见一些人家在墙上装类似火车卧铺折迭吊铺，白天翻上去，晚上放下来，也是无奈。

现在广州房价虽高，本地居民大多收入较高，住房条件比当年好多了——这都是享受改革开放成果。

一见丁丁兄提到列车段，当时就有种亲切感。不过我当年所在段与长沙不同，记得70年代长沙列车段管运转车长，客运有单独客运段，而我们当时是同一段的不同车队，如客一队、客二队、运转一队、运转二队，还有货运队（值乘至蒲圻的另担车，后撤销另担车）。直至90年代才把运转划归衡站为一个车间，列车段因开行了多趟京沪广客车，人员由500增至3000余人扩大成客运段。

至于本人只在列车段呆了2年多就调走了。我妻子倒是在客运干到05年一刀切退休，九十年代确承包过2年餐车小营，享受了一点改革开放成果，比我们那时在近60度高温餐车干得汗如雨滴只拿38元1月强多了。

          回灯火兄，91年调往广州，分了福利房，决定再次离开故土是我一生最为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当年不愿意四处飘泊，才申请从长沙调回到故地，只想求得安稳。在现场当机车队长、安全技术员不到两年，感觉很辛苦，但是，无怨无悔。91年广州通知长沙干部部调我，我还蒙在鼓里，段办主任以为我自己在联系调动，见到我说：“你这家伙可以呀，偷偷的想去广州？”

   我说：“什么去广州？扯淡。”

   他见我不知道，封口不说了。回过头来感觉蹊跷，找人事主任一问，人事主任说：“是的，你不要说我告诉你的就行了。”

   我没当回事，回家告诉妻子，妻子说：“你真傻，人家想去广州都去不了，你不花钱都不去。”

   我说：我不愿意在调来调去，这辈子调了好几个单位了。”妻子说：“不为别的，6年后女儿考大学，广州分数线要比湖南分数线低得多，你不为自己作想也要为女儿作想啊。”

   一席话说得我动心了，找分局干部科咨询，干部科说：“对呀，但你们段长不放呀，不给你走。”

   于是，我找了几次段长请求放行，最终如愿，正如灯火兄所言：“享受改革开放成果”回过头来看，走对了，至少让孩子轻松上大学，如果在湖南，大专线恐怕都达不到。所以，孩子大学毕业后考入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虽然10多年还不适应广东生活，就冲孩子求学这一点，我远离故乡也是值得的。

    读老灯火在每人每月4两猪肉的年月杀猪吃烧大肠的故事，对比如今总为吃什么才有味而发愁的生活，还真是感慨良多。

    改革开放确实带来了不少新矛盾、新问题，诸如贫富悬殊、国资流失、治安混乱、腐败、失业等等，但不得不承认，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

    我们年轻时哪听说过什么减肥、美容、美体、时装这类词语？我在乡下做了两个孩子的爸爸，孩子没奶吃，煮罐子烂粑饭，向别人借了一条羹猪油，拖了一个月还还不起。结果人家的小孩追在我妻子后面喊：“不要脸，借了我家猪油不还。”现在回想起来，真还感到后怕。

    那时候，最吃香、最神气的是“四个轮子一把刀，白衣战士红旗飘”〈依次为汽车司机、肉店职工、医生、解放军〉。我们后来就是找到一位招工到供销社水产站杀猪的知青，才买到一两斤肠油，终于既还了油又让孩子吃了个把月有油的罐子饭。

祝夜深不花钱去了广州。80年代海南还未建特区，八所的车辆段王段长是高我一届的同学，曾邀我去他单位，工作与全家户口由他一手办。灯火觉现单位还不错，家里老人又多病，有恋栈之想未去。后来那儿成立特区，八所建东方市，听说也不错。要不灯火一家在海南二十多年了！

    听淮羽兄说来心酸。好在一切都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