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曾祖父是个读书人，但没有求得功名，后半辈子都在长沙教书，晚年以诗酒自娱。祖父没有走曾祖父的路，读了书之后进入郴州某钨矿，当了如今所说的职业经理人，直到过了花甲才辞职回祖籍置田建房。

    我父母亲是在乡下结婚的。祖父为了让城里来的儿媳在感觉上缩小城乡差别，给儿子的新房铺了木地板、吊了天花板、挂上了大白盖美孚灯，门窗改成了城里的式样，家具也都是西式的。母亲说外婆为她准备的嫁妆很体面，至少是当年城里中等人家的水平。我记得姨妈家里有一座很漂亮的钟，那是姨妈的嫁妆之—，姨妈说我母亲也有同样一座。外婆为了给两个女儿争面子，自己苦了大半生。现在联想起来，老太太为自已常说的“人争气、火争烟”那句话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祖父买田建屋的地方三面环山，且西北方最高的山顶是一个面积上百亩的花岗岩平地，名叫天地坪，传说是仙人弹琴吟唱的所在，余韵缭绕，千载不断，于是村子便有了余韵湾这个雅号。村的正中是一口石头垒砌的大水塘，环塘层层叠叠地聚居着两三百户同姓同宗的人家。村中石块铺路，户户屋檐相连，雨天串门不淋雨不湿鞋。祖父的房子建在水塘上首正中，屋后不远是祖宗祠堂，全村的秩序由族规规范。族上办了—所名叫“务本”的学校，是族中子弟的启蒙学堂。母亲结婚后曾在那里教书。

    祖父只有我父亲和姑妈一双儿女，都送进城里念了书，儿媳也是读书人，这是祖父最感荣耀的。每逢春节，他都要在厅堂中排开三张书案，买回成捆的红纸，让我父亲母亲和姑妈为各家各户写赠春联，自己便得意地在一旁抽烟喝茶，并负责迎进送出。

    祖母是家中唯一不识字却执掌家政大权的人。她对儿媳是否知书识字并不感兴趣，她欣赏的是我大叔祖父家里那位身板结实，蒸茶煮饭、粗活细活都能干的儿媳妇。母亲总希望处处让婆婆满意，便也偷偷学会了在城里不曾见过的纺纱绩麻烧柴火那些活计。难怪母亲后来在学校旁边的农户家中能很内行地帮着干这些活。

    母亲生的第一胎是男孩，祖父六十好几得孙，自然乐不可支。却不料我那位大哥患先天性软骨病，不到半岁就夭折了，让母亲终日以泪洗面，伤心了大半年。在连生了两个女儿后才有了我这株传承香火的独苗，年过七旬的祖父喜得手舞足蹈。然而我的出生给家里带来的喜悦却十分短暂，我刚学会走路，便迎来了“斗地主分田地”的暴风骤雨。

    祖父田土放租，被理所当然地划为地主。他是村中的权威人物，自然又成了封建宗族势力的代表。更说不清的是，被他收养在家里跟着祖母做家务的一名逃荒女与村里某青年偷情有了身孕，祖父要她说出对象把她嫁出去，却不料姑娘觉得无脸见人投水自尽了，使得祖父又多了一宗逼死丫头的罪名，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重点斗争对象。

    叔祖父说，那时候我父亲下落不明，姑妈在县城教书不敢回来，祖父被关押后，天天是我母亲送饭。

    祖父被关押的同时，家产被没收一空，并勒令母亲拖着七十几岁的祖母和我们未成年的三姐弟搬到了五里路外另一个叫干塘坳的村子，住进了两间破房。一家人开始靠母亲白天乞讨残羹剩饭、晚上帮人做针线活换些杂粮维持生命。

    在一个麻雨天，正在沿路乞讨的母亲突然听得祖父自缢的消息，便发疯似地丢了棍子和布袋跑去收尸。

    祖父落土后两三个月，祖母也死了。依稀记得那是个灰蒙蒙的早晨，我被母亲的哭声惊醒，睁开眼看见祖母的蚊帐撩上了帐顶，从屋顶破洞中泄下的一束白光斜照在祖母那双并拢在一起的细细尖脚上，母亲正跪在床边哭泣。

    祖父生前为自己和老伴在天地坪下面一块巨石上凿出了两孔墓穴，祖父母的遗体都是母亲求助本家人抬上去埋葬的。

    母亲由城市女学生变成乡下媳妇已经很不容易，骤然间再变成要饭的乞丐那更是难上加难，而母亲居然不加思索地实现了这种换位，而且居然在先是六口人要吃、后是两个老人要葬这样的压力下挺了过来。平时笑不露齿、话不高声，被公认为连树叶落下也怕砸着头的母亲，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胆量和魄力，使她完成了那些让男人也要畏缩的举动？我曾无数次想从母亲嘴里揭开这些谜团，却又担心引起她的后怕，便一次次地放弃了。事实上，按照母亲的处事习惯，即使我再三追问也绝不会得到答复。

    母亲也确实做了不少常人觉得完全可以不做、或者要反其道而行的事情。她参加工作后，“与人斗”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背着地主媳妇和劳改犯妻子这些恐怖称谓的母亲一直谨小慎微，提心吊胆，可她又居然敢于给我那服刑的父亲写信寄钱，还年年偷偷到祖父母的坟上磕头。结果文化革命的头一年上坟被人检举揭发，直接后果是祖父那顶地主分子的帽子被重新拾了起来，扣在了母亲头上，然后被遣送回土改后的迁居地干塘坳接受监督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