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招生走进了死胡同

查全性也许不知道，他的这番建议真是说到邓小平的心里去了。
邓小平早已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残局忧心如焚。他早就意识到，当务之急是教育界的拨乱反正。
   1975年，他第二次复出。
   9月26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汇报《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时，他忍不住感叹道：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茬儿了。搞科研要靠老人，也要靠年轻人，年轻人脑子灵活，记忆力强。大学毕业20多岁，经过十年动乱才30多岁，应该是出成果的年龄。
他不得不思考一个尖锐得让他揪心的问题：大学究竟应该起什么作用？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如果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的水平，又何必要办大学？一点外语和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
   他语重心长地对中科院的领导说：“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 “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
   “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他甚至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
   斗争随之而起。
   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遭到了“四人帮”的猛烈反对。他们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四人帮”坚称，要执行毛主席路线，就要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高校招生就是“读书做官”的“阶梯”，是“扩大三大差别”、“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进而要求高校招生“砍梯子”，实行“三来三去”，即：大学新生从农村来，毕业后回农村去，当农民、拿工分；从工厂来，回工厂去，当工人；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
   高校招生走进了死胡同。
   时隔两年。
   1977年5月24日，第三次被“刮落马下”的邓小平与王震等谈话时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此时，“四人帮”刚刚粉碎，“两个凡是”仍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
   邓小平向当时的党中央发出了紧急呼吁，呼吁大家认清一个严重的事实：“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
   但是，在1977年5月，还没有什么人能听得进这位“在野”的老党员的呼声。
   中央掌权的领导人依然坚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仍然沿袭着所谓的革命之路。

   这个会开了44天

   因此，这次科教工作座谈会对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来说，还算得上有所收获。
8月8日，他跟参加会议的同志合了影，还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了大家。
   这天，他做了长达6000多字的讲话。
   他说：“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他还说，他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放知识分子”，他愿意做大家的“后勤部长”。
   他的口气让在场的科学家、教师听上去既亲切又真诚，过去那些年里他们满耳充斥着“反动”、“改造”、“右派”、“臭老九”之类的话，今昔对比，不啻天壤之别！
   早在1971年，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通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全面否定了解放后17年的教育工作，纪要提出了“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在“两个估计”的怂恿下，知识被践踏得分文不值，大批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
可是邓小平却说，“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
   他说：“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
   邓小平的话，听得与会者欣喜若狂。
   他们由衷地鼓起掌来。
   5天后，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在北京饭店召开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本身就让人们大为惊诧，一年召开两次招生工作会议，确属前所未有的奇事。
   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会一开就是44天，成了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会议。
   正因为这次会议会期太长，才导致了后来77级大学生仅比78级早半年入学。
   就在这次招生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政策与口号，因而也给这次招生会议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使得会议几经反复，难以定论。
   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会议很快分成两个阵营，争论十分激烈。
   “两个凡是”理论，依然在人们心头压上了本不该有的沉重负担。
   毛主席曾经说过，“考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害死人，要终止。”他还说，这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于是，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
   1. 毛主席在“七·二一指示”中说，“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现在是否可以像“文化大革命”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
   2. 在“文化大革命”中，考试被说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对贫下中农专政”，现在是否可以恢复考试？
   3. 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
   4. 如何摆正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而对此，主持会议的教育部主要领导人一直不表态，致使会期一延再延。
   有诗为证：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长安街上伟岸的钻天杨，已经由葱绿变成枯黄。
   旅游旺季来临，代表们不得不从北京饭店移师友谊宾馆。
   眼瞅着再拖下去，今年的招生工作肯定就泡汤了。
   终于有人站出来，轻挪棋子，打破僵局。
   此人便是《人民日报》记者穆扬。他全程采访了本次招生会议，早已看出迟迟定夺不下的症结所在。于是，他向教育部负责人反映，要求把会议期间的不同意见向上报。
   得到负责人同意后，他立即邀请了6位曾经出席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目睹“两个估计”出笼经过，而且现在又是坚决拥护邓小平讲话的省部级科教负责人进行座谈。
这几位身份特殊的人便是：陕西的文鉴白、河北的刘尤祥、浙江的陈惠滋、吉林的王野平、福建的张惠中与石化部的于文达。
   由穆扬主持的这个座谈会很快取得了共识：不推翻“两个估计”，这次招生会议不仅难以再深入下去，而且会寸步难行。正是由于“两个估计”严重伤害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教育工作才举步维艰。
   座谈会一结束，穆扬便趁热打铁，连夜写内参稿，之后又征求了《人民日报》另一位记者的意见，由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央。
   他深知邓小平一定在关注着这次招生工作会议，并且急于了解这场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   前途命运的讨论的具体情况。
   他期待这件事情能够尽快得到解决。
   9月19日。
   邓小平办公室。
   邓小平习惯性地左手夹着烟，右手把穆扬写的内参往刘西尧面前一推，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6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
   刘西尧没有说话。
  “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邓小平稍微停了一下，重重地吸了一口烟，“《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
   邓小平不止一次说过类似的话，他就是要让所有人明白：“‘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严厉地批评了教育部裹足不前的做法：“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跟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我在８月８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
   邓小平的“八八讲话”震动的确相当大。不过，这些话毕竟只是从邓小平嘴里说出来的，不那么正式，而且讲话的场合太小，能够作数吗？如果邓小平讲的作数，那么毛泽东说过的话怎么理解？
   刘西尧心有余悸。
   而此时，面对邓小平的批评，他更是两头作难。
   邓小平稍微平缓了一下语气，阐述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原因。他说：“1971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过，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这是要教育部门转弯子，但是教育部门没有转过来。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采取直接招生的办法，并不是不要劳动，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从青少年起教育他们热爱劳动有好处。到大学以后，重点是结合学习搞对口劳动。到农村劳动也可以搞一点，但不能太多。”

   他还说，毛泽东同志的“七·二一指示”要正确地去理解。七二一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各省自己搞的，办法由他们自己定，毕业生不属国家统一分配范围。“但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恐怕不能这样办，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
   这位平时并不喜欢讲话的领导人，似乎越说越急，越急越觉得自己得把话讲明白。他说：“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
   他甚至警告：“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可以考大学了！

   事情很快有了转机。
   邓小平“九·一九”谈话字字千金，一扫与会者心头的阴霾，彻底扭转了乾坤。
当天夜里，赞成恢复高考的与会者欣喜若狂，许多人睡不着觉，有的连夜打电话，或是转抄、写信，想尽一切办法，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尽快传回去。
   9月25日，会议结束。会议确定了当年的招生政策，恢复高考已成定局。
   10月3日，邓小平在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等文件上批示：“此事较急，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
   邓小平嫌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太难懂，太繁琐。他亲自做了修改和审定：“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招生工作的文件，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还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
   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修改政审标准，贯彻“重在表现”的原则；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人数的20％～30％。
   为什么只从应届高中生中招收20％～30％？
   9月6日，邓小平就高等学校招生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80％的大学生须从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文件还特别提到，“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两届高中毕业生”。这就意味着，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直到现在的11年间，所有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参加考试。
   于是也就有了教育史上罕有的一幕：当年报考的考生，小到十五六岁，大到三十而立，甚至当年的大学里还有母女同班的。
   北京招生会废止了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那一套，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招生政策、办法，主要是：
   1. 劳动知识青年可以报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报名；
   2. 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
   3. 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
   4. 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10月21日，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纸、广播电台都将此消息作为头号新闻。
   11年，整整关闭了11年的考场终于敞开大门，以公平的姿态邀约有志青年来此竞技。
   这11年，对于这些青年人来说是漫长而紊乱的。
   要知道，在这11年里，发生了太多本不该发生的事。
   几度风雨、几经磨难，他们或许困惑过也彷徨过，愤怒过也挣扎过。但是，他们如同被雨水打湿了翅膀的蝴蝶，怎么飞也脱离不了潮湿的地面。
   他们也许也曾做过辉煌的大学梦。
   建国后第三年，也就是1952年，我国第一次实行大学统一招生，建立起了新中国的高考制度。
   从那时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圆了不少青年人的梦想，为我国建设的各条战线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
   可是就在11年前的那个夏天， 1966年6月13日，“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指出，以往的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必须彻底改革”，并宣布当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5天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提出把高考制度“扔进垃圾堆里去”。
   7月24日，《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下发。通知规定，从当年起高校招生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取消考试制度，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事实上，因各地忙于进行“文化大革命”，招生工作实际搁浅。
   从此，高校招生工作停止。成千上万高中、初中毕业的知识青年扬起“停课闹革命”的旗帜，撕烂书本，砸碎课桌，轰轰烈烈地“上山下乡”。他们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同时，大学教师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大学名存实亡。
   如果说，那些高中、初中毕业生们当初曾以青年人的激情“拥戴”过那场把他们从课堂上解放出来的“运动”，那么，他们后来的境遇足以让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了现实的残酷和自己的稚嫩。
   无数有志知识青年的理想被击得粉碎。
   直到1972年，在全国高校停止招生6年后，大多数高校又开始恢复招生。
   但这次招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只“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取消文化考试，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所谓“十六字”办法。
   没有任何文化考试的推荐选拔大学生招生制度开始实行。
   一个叫张铁生的辽宁青年居然敢在考卷上只字不写，把一张白卷交给主考官的事情传出之后，这一“反潮流的行动”竟很快被捧为典型。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高考制度已经整整废除了10年，大学已经不同程度地成了中学、小学，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群众对依旧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强烈不满。
   一些老同志也给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写信，指出恢复高考制度迫在眉睫。
   而此时，历史终于掀开了令人欣喜的一页。
   阳光照在这些被暴风雨摧残的身体上，他们终于可以飞翔了。
   消息一下子搅动了整个中国，搅动了无数有志青年的心灵。
   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像火一样在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车间里蔓延，带给无数在文化的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是身在农村的青年们巨大的希望。
   人们的命运和知识再次联系起来。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
   他们发疯一般欢呼雀跃，他们想放声大笑，却忍不住流下两行热泪。
   公元1977年10月22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二营所在的西双版纳景洪农场。
   尽管已是金秋时节，但空气里还是没有多少凉意。
   天刚亮，刘伍明就和战友们钻出自己亲手搭建的草屋，奔向橡胶林。割胶，这是他高中毕业后来到这里两年半以来的主要工作。
   虽然已经快到停割的季节了，但属于他任务范围内的200棵橡胶树，每天还得挨个割过去。在树上划一道口子，树底下放一只碗，奶一样的胶汁就顺着口子流出来，流进碗里。这个过程比较漫长，一般要3个小时，直到中午温度升高，胶汁停止流淌为止。
   中午，大家都纷纷收工下山吃饭了，地里只剩下刘伍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今天割胶的时候下手有些重，割深了，胶水还在流淌。他就坐在树底下等着。
   忽然，营部平时很少使用的高音喇叭响了起来，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刘伍明仔细听，明明听清楚了，却又不敢相信。他跑到胶桶旁，赶紧收拾东西。
   高音喇叭里还在一遍遍重复着那句话：“恢复高考了！可以考大学了！”声音在一道一道山梁之间撞击、回荡……
   他往山下跑，边跑边跳：这是真的吗？高中毕业时，他只有15岁，从湖南来到这里“接受锻炼”。他曾真的以为，割胶工就是他的归宿了，他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个出色的割胶工。
上大学？他真的不敢想。
   他所在的连队平均三四年才能推荐一个大学生，即使推荐，一辈子也轮不到他。兵团里都是知青，有上海、北京、重庆、湖南和云南本地的。各个地方来的知青都是一个集体，好事当然首先得给大集体，像他这样几乎就组不成集体的根本没门。
   不过他还算是比较上进的人。华南热带学院常常有大学生到这里来实习，他们用一种新的方法割胶：添加一种化学试剂，割掉一小块树皮，插一个针管进去，胶水流得很快，还不怕洒到外边。大学生想找个年轻人帮忙，刘伍明毛遂自荐。大学生实习了三个月，他学了三个月。
   他跑下山的时候，整个连队都沸腾了。平时开会用作主席台的小土丘旁边围满了人，他往里面挤，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哥们儿，可以考大学了！”
   可以考大学了！那人的力气真大，拍得他生疼。
   连队文书拿着一份《云南日报》，站在土丘上大声念着：某某大学招什么专业，某某大学招多少人……已经开始填报志愿了。当时全连队180号人，只有一份《云南日报》，刘伍明从始至终都没能看清楚它长什么模样。
   真的可以考大学了！刘伍明激动得不得了，他总算有机会离开这里了。他现在觉得，自己曾经梦想当个好割胶工多没远见！
   年初，要好的北京知青在北京过完春节，回来后，曾跟刘伍明说，有可能要恢复高考了，让他好好准备准备。他们大多数是“老三届”的，比刘伍明大。
   刘伍明当时不太相信会有这种可能。
   现在，却已成真。

500多万人涌进考场

   消息也同样搅动了另外一部分人。
这些人很不满：“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居然可以报名参加高考上大学，十几年来哪有这种事？让这些“坏分子”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那咱们贫下中农的子女怎么办？中国到底还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
   这些声音传到了中央。邓小平对之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并告之天下，坚定执行原定方针政策不变，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首先就要实现知识面前的平等，教育权利的平等。
全国人民，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被严重剥夺了学习机会的几代青年，受到了极大鼓舞，他们踊跃到所在地区或单位报名，要求参加这早应参加的高考。
   据统计，当时报名要求参加高考的青年多达1000余万人。
   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公布，刘伍明所在的四连180多人中就有140多人报名。
压抑了10多年，他们忽然觉得自己看到了理想，好多人报了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他们也许只是想还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夙愿，能够怀着这个神圣的理想走进考场，足矣。
   刘伍明当时并不怎么自信，甚至没有太高的理想。
   他觉得，只要能以这种方式改变他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就行了，不管什么学校都行。他报考了云南农业大学。要好的北京知青开玩笑说：“那不行，毕业了你还不是得回到这里来当技术员？”
   刘伍明想知道：怎样才能不再回到这个地方？
   西双版纳，现在多少人梦里都想去看看的地方，当初却令知识青年们视若藩篱，他们都想“逃出去”。
   朋友们建议刘伍明考师范大学，“至少可以到县城里当个老师，而且师范大学的分数线应该比较低。
   最后，刘伍明报考了云南师范大学物理系，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由于时间太紧，这年的高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考试时间定在年底，并且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政治、语文、数学为必考科目，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
   到1978年，原教育部才编发了《高考复习大纲》，并于同年恢复了全国统一考试。
   离考试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这个时候他们才忽然发现，十多年过去了，不仅仅是荒废了学业，连需要的复习资料都找不到。
   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四处搜罗。商店里的笔和纸好像都在断货，课本和教材更没有一家书店可以找到。
   人们只能四处去收集那些经过十年浩劫侥幸留下来的书本，至于让现在的学生眼花缭乱的各种考试辅导资料，那时候，连想都别想。
   刘伍明悔恨自己当初没有听北京知青的话，只想着好好接受锻炼，要是早点准备该多好！
   农场的生活极其贫乏，除了劳动还是劳动，根本找不到什么书读。偶尔能看看《西双版纳报》，像他们这样的普通割胶工，《云南日报》和《人民日报》是不可能见到的。
   刘伍明的父亲是军人，家里只有一些革命回忆录之类的书。除了课本，他再也找不到别的数理化方面的书，曾经学过的知识，现在都忘得差不多了。
   有了书，那就等于拥有了稀世珍宝。没有书的人，就只能趁人家休息的时候赶紧借过来看一看。
   当时商店里有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的知识青年自学丛书，他们几个人凑钱买了一套，大家轮着看。上午，你看数学，他看物理，我看化学，下午交换。惟恐自己看不完，所以每个人都不休息，尽量多看点。
   山坡上，橡胶林，小河边，到处都有他们学习的身影。
   刘伍明常常向那些老知青请教，他打心眼里崇拜这些人。他们真厉害，课本上好多题刘伍明不会做，而他们蹲在地下，拿一根棍子左划右划，就做出来了。
   时间太紧了，搜集到的资料，他们只来得及匆匆翻一遍，就该考试了。
   此时，在山西省平鲁县西钟牌大队插队的牛谦，已经复习了两个月。
   前面说过，8月份，科教工作座谈会还没结束时，牛谦就已经意识到可能要恢复高考了，但是他没有想到后来竟然完全不用推荐。所以，正式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公布，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欣喜若狂。他只是觉得，自己很敏感，判断能力很强。后来有同学还说，他那么早就知道了，肯定是有后门。
   牛谦上高一时还正而八经读了点儿书，高二的时候学校就又乱哄哄了。他们年级的五个班被随意分成了革命理论班、机电班、卫生班、农业班……他所在的革命理论班不学理化。
所以，虽说动手早，还是比较吃力。他高二时的班主任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一套“文化大革命”前的数学试题，牛谦全都不会做。他只能抄一遍答案，再照着答案一点一点地试着推导，一天一天地琢磨。
   明天就考试了。
   牛谦早早起来，换了一身平素很少穿的新衣服，背着简单的行囊步行到平鲁县城。县城距村子10里地，他比较熟悉，毕竟两年前刚在那里读完高中。
   此时，牛谦的父母还在另外一个县城里工作，那时的孩子比不了今天的孩子，参加一次高考全家甚至亲朋好友都去陪驾。
   他来到县城，找了一家还不错的旅馆住下。他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于是在街上找了一家饭馆，美美地吃了一顿。
   晋西北的冬天很冷，但在牛谦的记忆里，27年前的那一天没有寒风，只有温暖的阳光。
前来考试的人很多，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牛谦的中学老师也和他一起走进考场，拿起了笔。
   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像过节一样，兴奋异常。
   考场就在他当年就读过的县高中，一个教室里坐50个人。牛谦做得很轻松，考完估分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每科能考84分。
   同一天。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团部所在的橡胶林，摆满了几千张简陋的桌子，一时变成了一个偌大的考场，煞是壮观。隔十几桌就有警卫连的战士荷枪而立，权做监考。
   早晨6点多，刘伍明他们就挤上了连里发往考场的“专车”。说是专车，实在有些夸张，只是连里从运输班派出的几辆手扶拖拉机而已。
   刘伍明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抬头一看，考场的人黑压压望不到边。
   一个团有12个营，一个营有24个连，他按他们连的参考人数粗略算了一下，这个考场大概有五六千人。刘伍明发现，那么多老知青都坐在考场里。想到他们平日里什么题都难不住，他突然有些犯怵，越发地不自信了。他想，就算是陪他们考考算了。
   第一天上午考语文。前边的小题不难，刘伍明做得很轻松。后面的作文则是给了一句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让写读后感。他越写越紧张，手开始发抖，写了好多错别字。他就先在草稿纸上写，写完再往作文纸上誊，誊了不到一半就到时间了，他只好连草稿纸一块交上去。
   刘伍明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成绩。他问一位30多岁的老知青，那人说，你连作文都写不完还能干吗。刘伍明很是沮丧。
   下午考数学更加糟糕。后边的大题他都不会做，其中一道题里边有一个长得像肠子又像五线谱音符的东西，刘伍明从来没见过，下来问别人，才知道是积分符号。还有一道微分题，他也不会做。他觉得自己这下子真的完了。
   那道积分题从此刻在了他的脑海里。27年后，他还能很熟练地写在办公室的黑板上给我看（∫1/1+x·dx）。
   第一天下来，好多人都坚持不了了，第二天没有再来。
   刘伍明没有放弃，他觉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机遇，一定不能错过。他晚上没有乘拖拉机回去，在团部中学教书的一个知青那里借住了一宿。
   第二天考化学、物理和政治，刘伍明觉得特别简单，找回了一些自信。

    红宝书为考卷让路

   最终参加这届高考的考生，据统计一共有570多万。
   这无疑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考试，而极富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应考队伍，如何解决考生的试卷纸张，在当时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
   考试总得要钱，比方说印卷子、评卷子。考生们觉得全靠国家掏也确实困难，但他们自己又实在没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提出，报名费能不能只收一块钱。后来政治局讨论认为，不能再增加考生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
   那时候中国的纸张产量本来就不高，而且大部分还都拿去印了“红宝书”，或者写了大字报、大标语。
   《毛泽东选集》6个月前刚刚出版，此事为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全国所有印刷厂都在开足马力印刷“红宝书”，已经印了2800万册了，还要印。有人掂着“红宝书”说，还不如就把印这个的纸拿去印考试卷。
   这个主意不错。可是地方官员不敢做主：违反毛主席的指示恢复高考，已经不得了了，还敢把印《毛泽东选集》的纸挪用做考卷？他们只好把问题上呈，一级一级地报到中南海。
中央作出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历史由此出现了极富喜剧色彩的一幕。
   建立在知识尊严基础上的公平、竞争和自由是多么神圣！

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1978年春节前的一天。
   刘伍明看见文书远远地冲他笑，他走过去，文书告诉他他考上大学了。文书搂着他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你总算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最差也可以在县上当个老师。”
   文书不知道刘伍明考到哪里了，他也是在电话里接到的消息。两天后，通知书来了，是云南师范大学物理系。刘伍明很激动，总算实现了小小的理想，他恨不得跳起来。
   他去团部转关系，团里的人对他考上大学似乎并不是很高兴，甚至后来他离开兵团的时候，团里都没有搞任何欢送仪式。刘伍明当时还是副班长，转完关系，班里的好多事情又交接了两天。
   刘伍明的人缘不错，他勤快，大家都喜欢他，而且愿意帮助他。但是，此时大家好像并不为他高兴。
   他抑制不住喜悦，他要为自己庆祝。跑到营部买了些糖果回来分给大家，他们边吃边聊。
   一位平时和他要好的北京知青落榜了，他对刘伍明说了和文书相同的话。
   在山西省，是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填报志愿。牛谦考得不错，平均成绩85分。
   考试之前，学校就把一些大学的简介贴了出来。
   他当时并不苛求一定要上多好的大学。他从小就崇拜技术工人，梦想着当个工程师，所以，他第一志愿毫不犹豫地选定了山西省比较有名的太原工学院，第二志愿是山西重型机械工学院，第三志愿是北京大学。
   他觉得，去北京是一个遥远的梦，因此也没把北大当回事。本来想报自动化和无线电专业，害怕考不上，就报了自认为冷门的物理学。后来才知道，北大物理系的录取线当年很高。
   那天，牛谦破例没去大队办公室——那间只有一部电话和一个老头的窑洞。老头管收发，顺便开了一个小卖部，卖点烟酒等东西，酒里面老掺水。牛谦经常饭后没事时溜达过来，看看报纸，看看有没有自己的信件。
   和他一起的一个知青回来说有他一封信。牛谦去取时，看见是一个牛皮纸信封，字是竖排的，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种信封了。信封上的落款是北京大学，上边还印着“录取通知书”。
   牛谦从窑洞里跑出来，一路跑回去。他没法不激动：家族祖祖辈辈就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今天他考上了，还是北京大学物理系！
   要说牛谦的命也挺好，那年，重点大学提前录取，他的成绩好，就先被北大录了，要不还真得亏死。
   牛谦不记得那天是不是喝了老头掺了水的酒。他所在的村子有一个知青点，11个人，年龄相仿。大家看到牛谦高兴得合不拢嘴，也就你一言我一语地祝福着他，陪着他放纵，暗地里却各自黯然神伤。
   这年春节前，全国有27万多人先后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这就是大学？
   1978年2月，牛谦怀揣着录取通知书，提着家里唯一的一只小皮箱去北京报到。没有人去送他，火车从太原到北京整整爬行了一夜，他没有座位，找了个角落在皮箱上坐了一宿。
第二天到北京的时候，天已大亮。无遮拦的朔风扫得他脸生疼。他出了站台，乘上北京大学接新生的车。
   车从天安门前经过，早晨的阳光斜照在天安门城楼上。当突然与传说中的“圣地”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的时候，牛谦竟然表达不出自己的感觉是亲切还是神圣，他脑子里当时只有一个词，而且变得巨大无比：
   金碧辉煌！
   可是，当他走进北大时，这个中华一流学府却没有该有的清幽、整洁。
   校园里满目疮痍，全是革命年代留下的痕迹。大字报、大标语在墙上飘飘扬扬，四处张贴着毛主席语录，教室里光线暗淡。
   学生第一食堂是一个大礼堂临时改成的，没有桌椅。学生们用网袋提着饭盒，排队打饭，然后就随便找个地方或蹲或站着吃，就像在农村集镇上的小吃摊。
   当年一声号召，多少学子扛起革命的旗帜，把书桌砸烂，把老师赶进了牛棚！因此，经历了10年浩劫的高等学府，几乎都成了如此不堪收拾的残破模样。
   大学校园日渐荒草萋萋，革命声势却依旧不减。
   清华大学，这所原由美国人创办的专门培养“庚款生”赴美留学的学校，曾经是以具备最出色的理科教学而闻名于世的。
   清华的实验室里走出了像钱三强、周培源、茅以升那样的大科学家，以及数以万计的杰出工程师。
   经过10年浩劫，它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暖气管冻裂，地板不翼而飞，老鼠做窝，麻雀筑巢，老教授们或伤或病，或还在做着清洁工。
   邓小平站在清华大学废墟一般的校园里，目光沉重地望着陪同他的学校负责人，问他们修复实验室需要多少钱？
   校领导轻声说，光是购买仪器就得花费3000万至5000万人民币。邓小平低头略想，抬高声音说：“那么，全国就得花20个亿了。”
   这还只是实验室仪器。全国那么多所大学，经过10年的浩劫，就像一个好端端的屋子被败家子糟蹋得不堪入目，要想重新住人，重整家业，需要花费多少财力物力？
   有人被这种不堪展望的前景吓住了。
   是的，还远远没有恢复元气的各高等院校，要在一两年内，一下子接收几十万上百万学生，且不说，这上百万学生后面还有一个几乎如天文数字庞大的考生群——积压了10年约3000万享有上大学权利的考生。3000万！简直就是一股百年不遇的巨大洪峰，学校能承受得了吗？
   这是一个不能不引起重视的现实。不光校舍等基础建设承受不了，10年牛棚生活，10年工农兵大学，许多稍微偏远一点的大学，连师资都成问题。
   刘伍明来到云南师范大学时，原以为这个前身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堂堂高等学府，应该遍地都是能给他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
   然而，事实却几乎相反，有些老师甚至连学生都不如。
   大学第二学期，期末考热力学。发卷子的时候，有一道题，班上好几个同学都被判为答错了。
   刘伍明曾经在一本习题集里做过这道题，而且书上还有详细的计算过程。他们觉得不对，就拿着那本书和卷子，找老师讨论。老师居然说，你们说对那就算对吧。
   这样的事情，刘伍明经历过多次。好多老师甚至不知道该讲什么，就发给学生一本习题集,一做一学期,最后还没有标准答案。
   然而，让刘伍明心存感激的是，这些老师的脾气和心肠都特别好，常常劝刘伍明趁着年轻多学些知识，毕业后考研究生。
   那时候，基本上没有现成的课本。要么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课本，要么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课本，而且都是油印的。
   大三的时候，系里开了量子力学课，还是没有课本。后来，他们找到一本复旦大学“文化大革命”以前编的《量子力学教程》，刘伍明就发动全班同学刻蜡版油印。钉起来厚厚的一本，很不齐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