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降噩耗

        母亲逝去已有三十七年了，她去世时还差半年多才满五十岁，比现在的我还年轻好几岁。她老人家的逝世不仅是我心底一处永久的痛!更是我一份永远的歉疚！
        我是七O年三月八日到达靖县的，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离开母亲身边还只有整整半个月，从此以后我再也见不到慈祥的母亲了，还差一点点儿成了孤儿。
        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一日，仲春阴冷的一天，我那善良慈祥可敬的母亲,带着沉重的屈辱、带着身心的苦痛、带着无尽的牵挂、带着万分的不舍......还可能带着对我的那分责备,无奈地抛下家人，抛下了一双年幼儿女，孤独地、悲惨地结束了本不该早逝的生命，离开了容不下她的人世，她——悬在了家中的窗梁上。
        三月二十一日，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我清楚的记得，那天，远在靖洲乡下山冲里剁田坎的我，突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不安，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人生最大的会令我痛彻心骨的灾难降临了，从这一天起，疼我爱我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
        这一天的半个多月后,我收到了六五年就下放在另一地的四姐的来信，信中告诉我母亲已去世的噩耗，没具体说详情。骤然间知道自己从此再没有了母亲，如同天塌了下来。我大悲大哀，却不敢大哭，不敢哭出声，只能悄悄地以泪洗面。我不能让同伴知道，不能让村人知晓，不能对别人说母亲的死因，巨大的悲痛只能独自吞忍。那个年代，母亲的那种死法，是“不光彩”的。是为世人所不容的，“革命群众”是要共同声讨的。
        姐姐还告诉我，母亲去世前写信给她了，她是从母亲的信中知道我已下放到了靖县,她说母亲的信中字里行间流露的满是对我的惦念与牵挂。母亲在信中对她说了我下放离家时的情景，说我离家时从出家门到看不见我，我始终没有回头看母亲一眼......姐姐说我好狠心，对我有许多的责备。后来妹妹也这么说我......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我下乡离开长沙只有短短的十几天的时间内，我在长沙的原温暖的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已不复存在，且被弄得家破人亡......
        再过了大概半个月，父亲单位有子弟于我之后也下放到了靖县，一些知青与村人也就很快知道了我母亲的死因，我家中的境况，并将之传开。以至于那段时候，我受到了更多方面的冷眼和歧视，特别是有些大队干部时不时要找我训话教育我，有些无知乡民也间或刁难我。对于训话与刁难，弱小内向不多话却倔强的我总是以沉默相对抗，无论对我讲什么，我就是不理睬不开口。久而久之，他们拿我没奈何，也就没人再多惹我。
        我人生最低沉的时候，好在还有好些知友与同学给了我亲于兄弟姐妹般的安抚，一些淳朴的村民也给了我许多温暖许多关爱，使我熬过了大悲大痛。也是母亲冥冥之中在保佑着我，护着我走出了人生最低谷，走过了困苦灾难艰辛的年代。
        我是六九年的初中毕业生。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的影响，我没有其他的出路，只能选择下放农村。我毕业时，学校毕业生有“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部队、面向学校。我从小到初中的同学，有许多进了工厂，有些不是读书料的人却升入了高中。不是他们的表现怎样出色，也不是他们学习怎样优秀，就因为他们有“好的出身”。我尽管在校时成绩还不错，表现也可以，但被剥夺了当“红卫兵”的资格的我，却只有去农村的份儿。
        我不愿意去姐姐下放的地方。离校前，在学校听过前下放靖县的知青给我们所作的报告，介绍中的靖县：板栗遍地、水果砸头、木炭尽量烧......对我很具吸引力。虽然靖县地处偏僻，路途遥远；我也无朋无友，无亲无戚，年少懵懂外表柔弱的我，也决定了要去这个“好地方”。我没与父母家人商量（父亲早已在单位被隔离，好久就不能回家了），独自到有关部门报了名，去迁了户口粮食关系，在家只等走的通知。
        在我离开长沙之前，父亲虽被关在单位，母亲也常挨批斗，家里不分白天黑夜随时被抄家者翻了无数个底朝天，但从无任何迹象表明家人要被全部赶出长沙，父母亲会要走绝路,家会破碎……

对那个罪恶的年代和那个年代的罪恶,善良的人们永远不应当忘记,永远也不应当宽容!

我本想沉默不说。遵循那年代的经验，祸从口出，但文章触及我的少年时代生活，感慨万分。

在那个年代有多少人，喊着万岁，发配边陲；多少人，喊着万岁，含冤坐牢；多少人，喊着万岁，含泪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