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农场撤销插队后不多久，纷纷有女同学嫁给当地农村青年。虽然不应当怀疑有爱情因素存在，但也使人感到有的似乎是不得已为之。几个最先嫁给农村青年的，大多本身条件较差，劳动能力也偏弱，又因为家里也是长沙的较贫困人家或是继母当家，她们从家庭似乎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和温暖，只得在农村寻找归宿。不过，张跃莹不属这种情况。

张跃莹是高中毕业生，她家在长沙的境况似乎也不错。因为当初在农场时，她的衣着和用度都反映出这一点。不过下到生产队约一年，张跃莹就嫁在了自己插队的胡家（生产队）。张跃莹的丈夫我没有见过，但见过的知青伙伴对他丈夫的评价都不错。她丈夫也是个老高中毕业生，当时在大队当民办教师。

对张跃莹的婚事，张跃莹家里据说并不同意。她妈妈曾亲自从长沙来劝阻，也叫与张跃莹同过班的我们农场其他女知青帮忙劝。不过张跃莹的妈妈的劝阻极有分寸，并没有声张，当劝阻未成时，又坦然地接受了乡下女婿。过后，当张跃莹生孩子时，张跃莹的妈妈还多次从长沙赶来看望。当年从长沙到胡家湾（湾，当地话村之意）交通极不方便。不说从郴州到桂阳一天只有三几班车、从桂阳到樟市一天只有一班车，光胡家到最近的县级公路汽车停靠点，就要翻过两座比岳麓山高大的山岭，有十余里翻山坳过田垅的小路烂路要走。

大约是1978年，当时张跃莹的女儿刚出生不久，张跃莹的妈妈又准备到胡家来看望。听到自己丈母娘要来的消息，张跃莹的丈夫准备去山上打点心野味作招待。那时当地山上还偶有野猪、麂子等出没，胡家的人也喜欢打猎，而张跃莹的丈夫在村里还算一个不错的猎手。只是，当地人打猎不是在白天，而是在晚上。他们打猎是先想办法惊动猎物，然后用装了四五节电池的手电筒照住跑过来的猎物。据说被强光照住后，猎物就会站住，于是埋伏的人就是一枪。那天晚上张跃莹的丈夫与自己的好友来到山上，张跃莹的丈夫负责赶猎物出来，好友埋伏。但那好友在埋伏了一阵以后，却将黑暗中从树丛中走过来的张跃莹的丈夫当成了野猪，一铳放过去……。就这样，张跃莹在三十出头的年纪成了寡妇。

不久，知青大返城开始了。大家都以为张跃莹会离开胡家这块伤心地。已回城的知青朋友们也都劝她回长沙。但张跃莹没有。她仍留在胡家，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和两个稍大一点的儿子度日。先是胡家生产队让她顶替她丈夫当了民办教师，后来，县里又安排她进团结乡供销社做了职工，将她儿女们也转为了城镇户口。这时张跃莹虽然离开了胡家，却仍心系胡家。我们没有听说过她带自己的孩子回长沙、亲近长沙、接受长沙城市文化熏陶的事，却听说休息日她总是带孩子回胡家，使孩子们常绕于祖父母膝下，接受胡家的民风与文化。1995年纪念下乡30周年时我在团结乡张跃莹家见到过她的女儿，这个初中毕业后未考上高中在家待业的姑娘，是一个只会讲一口土话的典型乡下姑娘。

见她儿女们渐渐长大，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有的女知青伙伴曾试图为她在郴州条件不错的厂矿介绍合适的对象以便有个老伴。张跃莹谢绝了。她情愿在群山与田野怀抱着的团结乡过着清贫、安静、与世无争的生活。

现在，张跃莹的女儿也嫁了。大儿子则已为她生了个孙子。虽然两个儿子都只是在广东打工，但看来干得还不错。

2005年在长沙照顾卧床的母亲数月并最终送老母亲升仙之后，张跃莹又回到了团结乡。她虽然一个人住着半幢很大的房子，但在这人情味浓浓的乡下，她一点都不孤独。她每月领500多元的社保金，生活简单，但充实而愉快。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我认为，在我们农场来到桂阳乡下的一百多个知青中，张跃莹是一个心静如水的安安心心的扎根者。

2006年暑假，哥巴回桂阳时到团结看望张跃莹。要与她合影。她说老了，不想照相了。但哥巴的当地朋友趁大家不注意时按动了相机的快门。

中国女性的美徳全在张跃莹大姐身上体现,真的很感动,也很敬重她.

几十年来确实不易.祝张跃莹大姐晚年幸福!

此心安处即吾乡.

这是当年下乡时一个朋友对我说的话,关键在一个"安"字!

     大凡人性是一样的，此心安处即吾乡.此语不错，然而，如何修得扎根之“安”和清贫、安静、与世无争的心态，个中的苦楚不是一两句话讲得清的。个人认为，赞美无必要，当作如是观。

哥巴你好,我是何嫩,能在湖南知青网上看到老同学的大作,倍感亲切.望能多多联系.祝好!

哥巴老同学:你没有见到我的贴子

何嫩

同情，震撼！

五百元社保金就把她永远定格在边远的山乡。

我说的主要还不是钱，甚至还有一些生活无着的“扎根”者情形更悲惨。哥巴兄，看了你的一些文章，我知道你最富同情心，我由衷的敬佩你。你说道：她曾一个高中生，家境也不差，一定也曾有她自己的抱负。为什么一颗曾经驿动的心到头来会近乎麻木？已经麻痹的心能用几个钱比吗？

我不想深究这些问题，因为没有用，无人理会。我尊重她目前的生活态度，可我从心底里为她及众多的“扎根”者感到悲哀。

一个心静如水的安安心心的扎根者。

理解，也佩服！

相信象张跃莹这样的人，看重的是自己心灵的家园！

这样的人，是应该有一个幸福晚年的！

在旁观者看：“一个人住着半幢很大的房子，但在这人情味浓浓的乡下，她一点都不孤独。她每月领500多元的社保金，生活简单，但充实而愉快。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我认为，在我们农场来到桂阳乡下的一百多个知青中，张跃莹是一个心静如水的安安心心的扎根者。”个中原因只有张跃莹自己知道，如果她自己愿意说，我想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真实故事。

就她当时的情况看，三个孩子如果带回城里，只怕结果也不一定有现在的安宁！

愿她晚年过得就像她和哥巴合影那样快乐！

下乡插队厦门知青“三两”悲惨真实故事

“三两”赌粮

“三两”原名王三有。其实他什么也没有，是个孤儿。

三有下乡那年刚好十七岁，瘦小的身子还没有一柄锄头高。也许太瘦小，大家都管子叫他“三两”。

  “三两”虽然和我不同大队，却住在我对面，同我是邻居。“三两”住的是大队一座荒废的祠堂 ，面

积够大的足有百来平方。是正处级以上干部享有的住房面积。祠堂的大门真才实料，用足有十公分的原木制成，上面钉满钢钉，只因年久失修，门上的钉子锈了，黑色的油漆已龟裂如斑驳的老桦树皮。推开大门，咣当一声，安全极了。
  祠堂是村里人做祭祀用的。因做祭属“四旧”，在革命群众的大破之先列，所以有好几年没人敢涉足其中了。
  祠堂中央有个天井，天井八尺见方，天井底的石板上布满青苔。“三两”就住在天井旁的一个厢房。
厢房有十来平方，其中一堵墙上颜体正楷写着“慈”字，足有一人高。只是壁破了，慈字底下的“心”掉了。
   这是我下乡后的第一年春节。
临近过年，所有的知青几乎都返厦了。留下来的不外有三种人；一种想证明自已彻底的革命性，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一种是没钱可回。一种是无家可归。
   我属没钱，“三两”属无家。

有一天中午，我路过祠堂，见三两坐在祠堂的门坎上，手捧一只黄色的搪瓷盆，拇指紧紧扣住盆底，喝着很稀的粥，见我看他，自嘲笑笑说：“这盆破了个洞，这里又没地方补”就只能用手指捂住洞口将就了，我说，“今天才8号，你怎么就喝稀饭了？”他苦笑了一下，一脸悲凄的神色，什么也没说，又低下头噜噜地喝起他的稀饭来。愁苦的令人心酸。
      我心里怪怪的，便开始注意起他来。        
第二天早上，祠堂门又照例咣当一声开了。我看见睡眼醒松的三两肩上扛着一口袋东西。我以为他要回厦门，一问才知道，他和几个知青每天都用扑克赌粮，口袋里的米是还赌债的。我不禁愕然。我知道赌点设在六队的“造反楼”上
   这是一栋建在田中间的孤立小楼，先前楼下是牛栏，楼上用来置放农具，化肥什么的。由于远离大队部和农民居住区，平时知青一些不太想让人知道的事都发生在这小楼上。刚来那阵子，知青因在“串联”问题上与当地农民发生磨擦，几十个农民围住小楼，用土枪和石头砸烂小楼的屋瓦和门窗，并用木工凿子给一个知青放了血。这件事沸沸扬扬地闹了好一阵子，知青们被结结实实地上了“再教育”的第一课。“造反楼”因此而得名。

我去的时候赌局刚开始，大家围坐统铺上，每人面前放着一袋大米，这就是赌金。庄家孰练地给每人二张牌，比21点大，输者用铁罐从自已的粮袋里舀一小注大米给赢家，随着粮袋的涨.扁，还有点惊心动魄。大米赌完了，他们就赌粮证上的配额。下乡的第一个年头，每位知青的皇粮是：每月八元，三十七斤米，四两油，凭证供给。人戏称：“8374”部队。
   如果说当年知青身上还有什么有价的东西，那就是这和粮证上的粮食配额了。然而，即便是这一丁点口粮，却维系了当年知青的全部生活，他们拿口粮换取一包香烟，一斤盐，几个馒头，几个鸡蛋，甚至拿口粮救济在厦门的亲人。
           这口粮是当年知青的生命线。

“三两”的手运并不好，在我发现时，“三两”已将全年的粮额赌光，开始赌第二年，第三年，甚至更多年以后的粮额了。
    这是世界上最小，亦是世界上最大的赌注。我内心一阵酸楚，欲制止也已为时太晚。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和三两一人背着一大袋大米，走进一个山洞，山洞里四处是无尽的黑暗，洞中很闷，呼吸十分不畅，像钉在箱子里。突然，从洞的另一头向我们伸过来一双大手，要抢我们的米袋子，我大叫起来，意在提醒“三两”，但话不成句，提起脚要跑，脚下却老用不上劲，如踩在棉絮上，愈要向上跑，愈起不动身了......
  我吓醒了，出了一身汗，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地揪着我。
  我决定明天就叫“三两”过来吃饭。
第二天刚好是除夕，天没亮就听见好处杀猪宰羊的声音，辛苦了一年的农民们正热热闹闹准备过年。
早上，我特意煮了锅干饭，饭上放着年货----六尾从厦门带来的巴浪鱼干，这是当年知青的最佳佐餐。
饭熟了，饭香里夹杂着巴浪鱼干的腥味挺诱人的。隔着灶膛里刚刚熄灭的柴火，我仿佛看见“三两”捧着那不用再手指捂住的破盆，大口地吞咽着这香喷喷的年饭笑了。我收拾好桌子，等着对面祠堂门的咣当声。
   值等到9点，门还没开，我感到纳闷，便去敲门，敲了好一会，没人应。我用力一推，大门咣当一声开了，才知道昨晚“三两”没将大门上拴。
厢房的门却推不开。附着门缝看；似乎有一只手，再往下看；地上有一只拖鞋。我预感大事不好，不敢往下想，一口气跑到大队部。
   很快门被撞开。“三两”直挺挺地吊在门后，身子已经冰凉，胸前一片泪痕，园睁一双聪慧但呆滞的眼睛，没有光彩的瞳孔，人一动不动。
此时，我两眼发黑，一股苦涩的口水直往我肚里灌，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撕咬着我的心，是悲哀，是绝望，是渺茫？什么也不是！对了，是从胸中冒出来的可怕的呜咽！这呜咽仿佛要把我的胸撕裂！
我抬起头，直感到祠堂两边墙上那一人高的颜体正楷；“福孝忠慈”像一个个张着血盆大口的魔鬼向我扑来，祠堂上方，那一根雕梁画栋上原来眉清目秀的老者，也狰狞地向我挤眉弄眼。
    我浑身战粟！下午，县，公社四面办的人来了，匆匆吩咐了善后事宜便回家过年了。下葬的那天，天黑扣扣的特冷，空中飘着细细的雪花，据村里人讲，这里有好几年没下雪了。周围几个村子，没返厦门的知青几乎都来了，每个人的“虎皮”上都沾满雪花，似乎忧哀压住了人们的舌头，大家默默地不说话，只相互凝视着对方，他们似乎在用他们那双倦于谛视人生的眼睛来，倾吐胸中无限的哀愁。气氛的肃穆令人窒息。
有人从山上采来了一箩白色山茶花，两个男知青扛来了一箩谷子。知青将白色山茶花和谷子撒进墓穴，然后上土。

   突然有人轻声地泣哭起来，接着是二个，三个。慢慢地，许多人的哭泣声变成了一阵阵可怕的嚎啕，在整座山头上弥漫开来
他们在哭三两？他们在哭自已？        

   我在一块木桩上用毛笔颤抖地写下这几个字：“厦门知青/三两之墓/一九七零年农历正月初三”。

作者：陈水应 厦门一中 66 届初中  69年9月下乡插队闽西 武平县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