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赌粮
三两”原名王三有。其实他什么也没有，是个孤儿。

三有下乡那年刚好十七岁，瘦小的身子还没有一柄锄头高。也许太瘦小，大家都管子叫他“三两”。

  “三两”虽然和我不同大队，却住在我对面，同我是邻居。“三两”住的是大队一座荒废的祠堂 ，

面积够大的足有百来平方。是正处级以上干部享有的住房面积。祠堂的大门真才实料，用足有十公分的原木制成，上面钉满钢钉，只因年久失修，门上的钉子锈了，黑色的油漆已龟裂如斑驳的老桦树皮。推开大门，咣当一声，安全极了。
  祠堂是村里人做祭祀用的。因做祭属“四旧”，在革命群众的大破之先列，所以有好几年没人敢涉足其中了。
  祠堂中央有个天井，天井八尺见方，天井底的石板上布满青苔。“三两”就住在天井旁的一个厢房。
厢房有十来平方，其中一堵墙上颜体正楷写着“慈”字，足有一人高。只是壁破了，慈字底下的“心”掉了。
   这是我下乡后的第一年春节。
临近过年，所有的知青几乎都返厦了。留下来的不外有三种人；一种想证明自已彻底的革命性，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一种是没钱可回。一种是无家可归。
   我属没钱，“三两”属无家。

有一天中午，我路过祠堂，见三两坐在祠堂的门坎上，手捧一只黄色的搪瓷盆，拇指紧紧扣住盆底，喝着很稀的粥，见我看他，自嘲笑笑说：“这盆破了个洞，这里又没地方补”就只能用手指捂住洞口将就了，我说，“今天才8号，你怎么就喝稀饭了？”他苦笑了一下，一脸悲凄的神色，什么也没说，又低下头噜噜地喝起他的稀饭来。愁苦的令人心酸。
      我心里怪怪的，便开始注意起他来。        
第二天早上，祠堂门又照例咣当一声开了。我看见睡眼醒松的三两肩上扛着一口袋东西。我以为他要回厦门，一问才知道，他和几个知青每天都用扑克赌粮，口袋里的米是还赌债的。我不禁愕然。我知道赌点设在六队的“造反楼”上
   这是一栋建在田中间的孤立小楼，先前楼下是牛栏，楼上用来置放农具，化肥什么的。由于远离大队部和农民居住区，平时知青一些不太想让人知道的事都发生在这小楼上。刚来那阵子，知青因在“串联”问题上与当地农民发生磨擦，几十个农民围住小楼，用土枪和石头砸烂小楼的屋瓦和门窗，并用木工凿子给一个知青放了血。这件事沸沸扬扬地闹了好一阵子，知青们被结结实实地上了“再教育”的第一课。“造反楼”因此而得名。

我去的时候赌局刚开始，大家围坐统铺上，每人面前放着一袋大米，这就是赌金。庄家孰练地给每人二张牌，比21点大，输者用铁罐从自已的粮袋里舀一小注大米给赢家，随着粮袋的涨.扁，还有点惊心动魄。大米赌完了，他们就赌粮证上的配额。下乡的第一个年头，每位知青的皇粮是：每月八元，三十七斤米，四两油，凭证供给。人戏称：“8374”部队。
   如果说当年知青身上还有什么有价的东西，那就是这和粮证上的粮食配额了。然而，即便是这一丁点口粮，却维系了当年知青的全部生活，他们拿口粮换取一包香烟，一斤盐，几个馒头，几个鸡蛋，甚至拿口粮救济在厦门的亲人。
           这口粮是当年知青的生命线。

“三两”的手运并不好，在我发现时，“三两”已将全年的粮额赌光，开始赌第二年，第三年，甚至更多年以后的粮额了。
    这是世界上最小，亦是世界上最大的赌注。我内心一阵酸楚，欲制止也已为时太晚。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和三两一人背着一大袋大米，走进一个山洞，山洞里四处是无尽的黑暗，洞中很闷，呼吸十分不畅，像钉在箱子里。突然，从洞的另一头向我们伸过来一双大手，要抢我们的米袋子，我大叫起来，意在提醒“三两”，但话不成句，提起脚要跑，脚下却老用不上劲，如踩在棉絮上，愈要向上跑，愈起不动身了......
  我吓醒了，出了一身汗，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地揪着我。
  我决定明天就叫“三两”过来吃饭。
第二天刚好是除夕，天没亮就听见好处杀猪宰羊的声音，辛苦了一年的农民们正热热闹闹准备过年。
早上，我特意煮了锅干饭，饭上放着年货----六尾从厦门带来的巴浪鱼干，这是当年知青的最佳佐餐。
饭熟了，饭香里夹杂着巴浪鱼干的腥味挺诱人的。隔着灶膛里刚刚熄灭的柴火，我仿佛看见“三两”捧着那不用再手指捂住的破盆，大口地吞咽着这香喷喷的年饭笑了。我收拾好桌子，等着对面祠堂门的咣当声。
   值等到9点，门还没开，我感到纳闷，便去敲门，敲了好一会，没人应。我用力一推，大门咣当一声开了，才知道昨晚“三两”没将大门上拴。
厢房的门却推不开。附着门缝看；似乎有一只手，再往下看；地上有一只拖鞋。我预感大事不好，不敢往下想，一口气跑到大队部。
   很快门被撞开。“三两”直挺挺地吊在门后，身子已经冰凉，胸前一片泪痕，园睁一双聪慧但呆滞的眼睛，没有光彩的瞳孔，人一动不动。
此时，我两眼发黑，一股苦涩的口水直往我肚里灌，我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撕咬着我的心，是悲哀，是绝望，是渺茫？什么也不是！对了，是从胸中冒出来的可怕的呜咽！这呜咽仿佛要把我的胸撕裂！
我抬起头，直感到祠堂两边墙上那一人高的颜体正楷；“福孝忠慈”像一个个张着血盆大口的魔鬼向我扑来，祠堂上方，那一根雕梁画栋上原来眉清目秀的老者，也狰狞地向我挤眉弄眼。
    我浑身战粟！下午，县，公社四面办的人来了，匆匆吩咐了善后事宜便回家过年了。下葬的那天，天黑扣扣的特冷，空中飘着细细的雪花，据村里人讲，这里有好几年没下雪了。周围几个村子，没返厦门的知青几乎都来了，每个人的“虎皮”上都沾满雪花，似乎忧哀压住了人们的舌头，大家默默地不说话，只相互凝视着对方，他们似乎在用他们那双倦于谛视人生的眼睛来，倾吐胸中无限的哀愁。气氛的肃穆令人窒息。
有人从山上采来了一箩白色山茶花，两个男知青扛来了一箩谷子。知青将白色山茶花和谷子撒进墓穴，然后上土。

   突然有人轻声地泣哭起来，接着是二个，三个。慢慢地，许多人的哭泣声变成了一阵阵可怕的嚎啕，在整座山头上弥漫开来
他们在哭三两？他们在哭自已？        

   我在一块木桩上用毛笔颤抖地写下这几个字：“厦门知青/三两之墓/一九七零年农历正月初三”。

作者：陈水应 厦门一中 66 届初中  69年9月下乡插队闽西 武平县知青

三两故事，令人心酸！

谢谢农哥的好文章！

我也是最后两种兼有的人，株洲331已无家了，母亲与兄各分在四处，有次年三十晚，社员要我去团圆，我却顾执一人坐在河边筒车下，静静地听河水在低声唱叙千年不变悲伤的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