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赖舅舅

作者 井角苍苔

我们当地的方言，系湘南官话与赣方言融合而成，估计这是由于湖南、江西两地之间人口多次互相迁徙的结果吧。而县内以便江为界，江左方言湘南官话成份重些，江右则赣方言的成份重些。

“油赖”一词即系我们当地的方言，只在江右少数几个乡镇口头语中使用，大意是“油滑且无赖”，用来形容那些煮不熟、蒸不烂、砸不扁的主儿。

知道“油赖”是一个人且认识这个人的，则只有我老家和我外婆家的两个乡镇了——一个农民（准确地说，他不能叫做一个农民，只能叫做无业游民，因为他根本不会任何农活），能够闻名两个乡镇，已经不是一般的角色了。

油赖是我母亲的一个堂兄，我们自小都叫他“油赖舅舅”（他的真名到现在我也不得而知）。我母亲家族姓王，原来是当地的望族，祖辈留下来的青砖大瓦房，雕梁画栋，俨然成片。村前一个大理石大牌楼，上刻“槐荫堂”三个大字，即使现在看来，牌楼仍气势恢宏，不减当年——那村子现在就叫做牌楼村。到了我母亲这一辈，家族内已经开始了贫富分化，应证着“富不过三代”这句古话。族内有的愈来愈富——我母亲的另一个堂兄就曾当过国民党部队的师长，娶的老婆是一个美国“洋婆子”，49年时全家都跑到台湾去了；也有的越来越穷，比如油赖舅舅家。

油赖舅舅不到一岁就死了父亲，据说是由于穷疯了，跟着“红旗帜”造反，1927年被杀了头。油赖舅舅他母亲靠着一手好女红，替人缝补浆洗，再加变卖典当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含辛茹苦竟把儿子供到了省立中学毕业——所以油赖舅舅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甚至还能够说几句“洋泾滨”英语。

油赖舅舅从省立第三中学毕业时，正是1948年末。湖南局势动荡，民间已经流传着改朝换代的种种说法了。油赖受到几个同学的窜掇，认为“逐鹿中原”的时候到了，于是瞒着母亲跑出去，拉起几条长枪几杆梭镖，自称“湘南游击队永兴县第二游击纵队”，真个是“投笔从戎”了。但他们的队伍却并未得到“正宗”的湘南游击队司令员谷子元的认可，所以到49年10月湖南和平解放时，他们的“队伍”受到了清理，被列入土匪之列。而油赖舅舅在被审查期间还颇讲江湖义气，把不少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揽到了自己的头上。好在并无人命，加上他母亲哭肿了眼睛，央乡里结名具保，才免了一死，吃了三年牢饭了事。

油赖舅舅坐完牢回家后，政府也分了他一份田地。但他根本不会农活，母亲是小脚，眼睛又不好，再加他当土匪把名声当得臭了，互助组谁也不愿要他。家里一贫如洗，难以自存，不免又动了出去闯荡的念头。这回他母亲可看得紧了，一天看出了苗头，把他叫到身边道：“我知你又想出去，也罢，我也拦不住你，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家里还有几根木料，你叫人做个棺材，我自会想法杀业（方言，意犹“了断”）了自己，你好歹央人埋了我，也好让你没了牵挂”。油赖舅舅当下大哭了一场，从此断了念头，只在家里守着母亲苦捱。

他母亲看着守寡守大的这一根独苗，到30岁了还没娶亲，不免唉声叹气。穷则是穷，但还是蚂蚁搬家燕子垒窝一般地节衣缩食，盘算着给他张罗一门婚事。然而可想而知，寻常女子谁会看上他这百样没一样的家！油赖舅舅倒也明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一次得知一个童养媳因受不了婆婆虐待闹离婚，闹来闹去怎么也离不掉，于是他寻上那童养媳的娘家，声言只要他们的女儿离婚后嫁给他，他可以帮着把事办成。童养媳娘家首肯了。于是油赖舅舅跑到县城，写了状纸，赖在一个在县里当着领导的同学家里不走，终于请动县长亲自过问，替女子把婚离了。须不知那女子早就有了相好，婚一离完，来了个过河不认桥木，嫁给了那相好的。可怜那油赖舅舅空忙一场，到头来只落得个鸡飞蛋打。此后，便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再也不论婚事。

——若干年后，我们“80年代的新一辈”从学校走向社会时，同学间互相的祝词往往是“祝你事业爱情双丰收”之类的话。按照这说法，油赖舅舅的“事业”和“爱情”可真是都遭遇“滑铁卢”大败了。而这，似乎也就注定了他今后一生的命运。

闲话少说。油赖舅舅“爱情滑铁卢”之后，接着便是办食堂。再接着散食堂，搞人民公社。油赖舅舅不会农活，从此倒是沾了政策的光。生产队只安排他做个半劳力，出一个工记5分工分（一个“正劳力”是10分工分），也就是放放牛，敲敲铜锣赶麻雀。他老母亲有一份“基本口粮”，娘俩节省着半饥斗饱地度日，就这样一直过了下来，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

这20多年间，油赖舅舅也并无什么劣迹。只是如果遇上歉收年成，生产队分的谷子实在不够娘俩把肚子填个半饱时，他便会从生产队长到大队支书再到公社干部家里一路“赖”上去，反复说的也就是一句话：“我知道共产党好，共产党、社会主义不让饿死人。”干部们被他“赖”得头痛，多半是能照顾点就将就着照顾点，把他打发走图个清净。

但象他这样一个读过些书、又当过“土匪”的老单身汉，如果全然不制造出几个流传乡里的故事，就与他“油赖”的大名太不般配，也有些对不住那个本就缺乏新闻的时代了。乡里间把他的故事编成了顺口溜,说是“铳打不喊痛,蜂叮不做声,电池毒老鼠,脚皮换工分”——遗憾的是，油赖舅舅的故事除了有些可笑，竟寻不出半点“浪漫”色彩来。

故事之一：铳打不喊痛。话说一年秋天，生产队的红薯长到了能挖出来吃的时候，油赖舅舅便捷足先登，晚上背了背篓出去偷挖。他正撅着屁股挖着，却遇上邻村的一个猎户出来打夜铳，把他当作了野猪，对准了他的屁股“砰”的一铳打了过去。看见“猎物”一声没哼地倒下，猎户满心喜欢地过来，却不料被“猎物”抱住了双腿。一看傻了眼，原来是打着人了！好在土铳装的都是霰弹，打的部位又是屁股，看看不致于会死，猎户只好把他背了回家边治边养，边养边治——油赖舅舅要是不“赖”他一回，也就枉被人称作“油赖”了。只要伤口长得好了一点，结了点痂，他就偷偷用手抠掉，故意让它烂着。就这样一直拖着，猎户养了他半年有余，最后还另送了一担谷子才把他打发回家——但此后油赖舅舅的腿就有些瘸了。

故事之二：蜂叮不做声。那是在夏天的“双抢”季节，生产队的民兵营长干活干得乏了渴了想喝水，知道田边的灌木中有一眼泉水，但又担心有蛇什么的不敢进去。正好看到油赖在一边放牛，就要他先进去“侦察侦察”。油赖不敢违抗营长命令，进去后出来，一边抹着嘴一边说：好泉水，又凉又甜。民兵营长早就渴得耐不住，才钻进去，外面的人就听得里面呜哇大叫，待出来一看，一张脸被黄蜂叮得象倭瓜。再一看站在一边的油赖，这才发现他与营长没什么两样——原来这油赖看不惯民兵营长平时人模狗样的神气劲，硬是忍了痛不做声，好让他也尝尝黄蜂针的味道。

故事之三：电池毒老鼠。这时已经到了七十年代，虽然还是大集体，但政策上已经有所松动了。油赖舅舅为了生计，开始“投机倒把”偷着做点小生意。说是生意，不过是收点旧凉鞋、牙膏皮，捎带卖点染料和老鼠药。那老鼠药在我们老家叫作“三步倒”，看上去黑黑的——至于味道怎样，因谁也不敢尝这东西，也就不得而知了。话说一次当地的一个婆娘（方言，指已婚妇女）在外受了欺负，回到家里又遇上没钱买盐，两口子干仗，丈夫气恼打了她一巴掌，婆娘想不开了，竟寻了用牙膏皮从油赖舅舅手里换来的“三步倒”，一古脑吃了下去。但事后除了把舌头嘴唇弄得乌黑、嘴里据说一股酸涩味之外，竟安然无恙。那婆娘的丈夫联想起油赖平时没事总是收集些废电池，就把那“三步倒”和电池里的碳黑一对比，原来根本就是一样东西！——所以若干年之后报纸电视上报道，说是有人送锦旗感谢卖假农药的，牌楼村的人却根本不觉得是什么新鲜事：他们的村民油赖制造的故事比这早多了呢！

故事之四：脚皮换工分。生产队的出纳（兼记工员）平时有点怕强欺弱。也许是惦记着他克扣过自己工分的老账，也许是嫉恨他没读过几天书却当了记工员——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吧，油赖舅舅一直就和这出纳尿不到一壶。一次出纳老婆头痛病犯了，老郎中要他买点天麻来补补。那时“物质紧张”，天麻是贵药，不是说买就能买得到的。亏这油赖想得出歪点子，一天夜里他寻出母亲陪嫁过来用了半辈子的那把剪刀，把自己双脚上的老茧皮铰成片片，洗净了，第二天装模作样地放在柴垛上晒着。那出纳看见了就问他是什么，他说：家里还有点用剩下的碎天麻，怕虫咬了，趁太阳晒晒。出纳就与他偷着商量，给他多记了20分工分，换了他的“天麻”去给老婆做药——不料想，这出纳是出名的小气，“天麻”熬过了还舍不得丢，拿来放嘴里嚼，于是事情就暴露了。但出纳最终也只能哑巴吃黄连，自认倒霉，不敢太声张。

油赖舅舅上面的这些事体，都是我母亲在冬夜的火塘边絮絮叨叨地说起而我也在不经意间记了下来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有点“名气”的油赖舅舅时，是在我8岁那年的春节。

我母亲在娘家是独女，幼年父母双亡，所以与娘家的叔婶、堂兄弟都走得近。我们兄弟姊妹虽然没有亲娘舅，但每年春节都会奉父母之命到“外婆路上”去拜年。记得那年是母亲亲自带了我去的。我们先到收养过我母亲的外婆家拜过了年,母亲就对我说:我们到油赖舅舅家拜年去。我跟着母亲到了一栋一进两间的老青砖房前，放了爆竹，就看见一个年岁约摸50岁、瘦小而白净的人出门来迎我们。身上的衣服虽然打了补钉，倒也整齐干净。母亲对我说：“给油赖舅舅拜年”——我知道这就是油赖舅舅了，鹦鹉学舌地说：“给油赖舅舅拜年”那油赖舅舅接着说：“外甥老爷拜年！”（在我母亲娘家，外甥女称外甥，若是外甥子，不管老少贵贱，都会加上一个“老爷”的后缀）。进屋后,见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坐在灶火边,一头白发在满屋的昏暗中很是打眼。再细看,却发现两眼都已瞎了。我母亲叫过婶婶，再拿出一包白糖一包饼干放到老太太手上（每包约半斤，在那时可是了不起的礼物了，是我在供销社工作的父亲凭“内部指标”才买到的）。老太太与我母亲亲热不过地拉起家常，油赖舅舅则按当地风俗给我们准备“打中伙”（吃早点叫“打早伙”，夜宵叫“打夜伙”，若是不早不晚吃点心，自然就叫“打中伙”了）。不一会，端上来两个碗，一个碗里装的是几个米糍粑，一个碗里有一个鱼。油赖舅舅接着又从灶火里拿上来一个砂罐，里面装的是几块大块的猪肉，白糁糁的——看来除了盐，没有放过其它佐料。我少不更事，上了桌，拿筷子径直往鱼碗里一戳，那鱼却打起漂来——没料想这鱼是木头雕成的，看上去却足可乱真。母亲立即偷偷拉了我的手，朝我使眼色。后来我才知道，油赖舅舅家里穷，买不起鱼，还沿袭着多年前的做法，用木鱼当菜摆桌上充样子。

当时我却不明所以，无端地就惶恐起来。放下碗筷跑出去，去看油赖舅舅门上的对联。两幅比旁人家窄了不少的红纸，上面用颇有些功底的柳体写着：满天混纯气，编地锦绣花。这时油赖舅舅也跟了出来，对我说：“外甥老爷，都读得出来了？不是我自吹，这么大个村子，只有我这对联才算对联，他们那些，哼，文理不通的，算个什么！”我说：“油赖舅舅，你写错了一个字，‘遍’，不是‘编’”油赖舅舅对我说：“外甥老爷这年纪就认得这许多字，将来必有大出息。但你有所不知，舅舅告诉你罢：这‘编’与‘遍’，是通假字。‘通’就是通用，‘假’就是借用，这‘编’就属于‘假’，是借用。将来你长大了，老师就会教的”——他这通说法，现在想来多半是他不肯认错而胡说八道，但却曾让我长时间信以为真。

就在这时，我母亲在屋里叫道：“油赖哥哥，我婶婶想睡一会”。油赖舅舅丢下我，进屋打水给老太太擦了脸，洗了手脚，接着自己脱了衣服，先睡到床上。我不解地问道：“油赖舅舅，你也要睡呀？”我母亲代他回答说：“这是你油赖舅舅孝顺，给你婆婆暖被窝呢！”我又问：“为什么不会用火笼烤呀？”油赖舅舅在床上冷得一边打颤，一边说：“火笼不好，睡了上火的”——对他这种说法，我将信将疑，但我知道，油赖舅舅家里没有火笼，也没有木炭。

以后的若干年中，母亲每年从没忘记要我们去“外婆路上”拜年，但这任务似乎都是由我的兄弟们在“落实”。一直到1986年读完书参加工作，我似乎一直没再见到过油赖舅舅。只是隐约听母亲说过一回，说包产到户以后，油赖舅舅不会种田，就在自己家承包的稻田里养鱼，却被水冲倒了田埂，鱼跑光了，弄得血本无归。后来又听说油赖舅舅穷到挎了竹蓝向当地富足点的人家讨米，但他这米讨得够硬气，讨完后还要对给他米的人说：“看得起，才会向你们家要，一般人家我还不去呢……”

直到1990年的腊月二十几的一天，我才再一次见到油赖舅舅。也不知他费了多少周折，傍晚时分，竟在县城寻到了我的单身宿舍。我请他在餐馆里吃晚饭，桌上，喝过二两“打虎牌纯米酒”，油赖舅舅垂下泪来，说他母亲过世了，没钱安葬。接着又叹息着对我说：“外甥老爷，自古忠孝难两全……”我那时正是光棍王老五，整天如飞天蜈蚣，没心思听他这些，晚上安顿他睡在我床上，自己出去下了一晚的棋。第二天给了他一百元钱，然后替他买了回家的车票送他上车。——再后来又听说，村里人凑了些钱，要他葬了娘再过年。不料他却又“赖”上了，把娘入了殓，停在村里的公厅，硬说自己择了个“吉日”，要隔年三月才能入土。村里人无法，又凑了些钱，买和了他，他才勉强同意在春节前办了丧事。

又隔了几年，我已经成家。春节后回家看望母亲，母亲其时已经瘫痪在床，她见我携妻带女地回来，很是高兴，抖索着从枕头下摸出100元钱，说是油赖舅舅还过来的。我接了钱，没有说话，心里好一阵不是滋味。

去年冬天，我瘫痪了11年、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去世了。按照风俗，我披麻戴孝去请“外婆路上”的人。待走到油赖舅舅家门前时，却见房屋已经倒塌，记忆中曾是光线暗淡的房屋中间，满是枯黄的野草，只剩下一面被烟火熏得乌黑的墙，在冬天的凄风冷雨中突兀的挺立着——我一打听才知道，油赖舅舅已经死了好几年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