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一九七七
　　　　　——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

　　　　笔者按：12月17日，是中国恢复高考30周年的日子。这篇小说是我以前写的，发表于此，以为纪念。

　　她来信了。

　　每次收到她的信，我都是欣喜若狂。那娟秀的蝇头小楷，带给我无穷的希望和力量。我好象看到她正在废寝忘食地伏案攻读，正在孜孜不倦地攀登知识的高峰....这一次，她在信中快乐地报告了近期的学府生活，谈到毕业考试即将来临，又说了她的志愿和理想，末了，她充满热情地写道：“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年电视大学招生，年龄在35岁以内的都可以报考，你去试试吧。我相信，经过了三年，领导干部、机关人员的工作作风定会有所改进，你是能够如愿以偿的。亲爱的，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在知识的广阔天地里比翼双飞了。你说，该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

　　我心里涌起了一阵感情的波涛。因为这几句话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这回忆有甜蜜也有苦涩，但却永志难忘　　　　　　　　　　　　

（一）　

       1977年，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许多亲朋好友纷纷来信，鼓励、支持我去报考。“祖国在召唤你，你应该去学习更多的知识。”他们在信中热情地说，“粉碎了四人帮，现在又实行招生制度改革，祖国为你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

　　我的心不能平静了。心灵深处那不曾泯灭的“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又象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我毅然决定：报考！

　　11月20日上午，我这个10年前的初中毕业生（严格地说，是初二学生，文化革命中停课的原因），现在的火车站职工，穿着一套铁路制服，出了火车站，直奔当地高考报名的公社中学。金黄的树叶在枝上“哗哗”作响，似乎在祝福我，小鸟在蓝天唱着赞美的歌。一切都这么亲切，一切都这么令人愉快。

　　招生领导小组负责人周校长客气地接待了我。他的外表是典型的农村教育干部的样子：粗旷的面部线条，皮肤黝黑，双目发亮，中等身材，结实有力，穿一身蓝黑色的粗土布干部服。他不大抽烟，但也不拒绝我递过去的“新晃”（当地出产的中档烟）。他坐在一把油漆将要脱净的靠背椅上，态度严肃认真地把一张《招生申请表》放到我面前，说：“你实事求是地填吧。”

　　我一栏一栏迅速地填写着。在“报考志愿”一栏，我恭恭敬敬地写上：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我想象那将会有看不完的书）。填毕，我又恭恭敬敬地交给周校长。他一边看，一边微笑着：“年轻人，心气可不低嘛。”

　　忽然，他发现了问题：“你是初中毕业？”

　　他惊疑地看看我，仿佛我隐瞒了什么机密似的：“初中毕业是不能报考的。”

　　“什么，不能？”我一惊，“报上登的招生办法怎么说可以啊？”

　　“那是指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化水平。”一位正在办公桌前一直翻看一迭申请表的妹子突然搭了腔。

　　她穿着红色的秋装，脸色娇嫩，白里泛红，就象一株诱人的勺药花，使我眼前一亮。但我不好意思久看，只是很有信心地回答她——也是回答周校长：

　　“我认为我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

　　“初中——高中，你没有弄错吧？”敦厚的周校长仍然满腹狐疑地问。

　　他的问话象石子投进静水，在我心灵里激起层层涟漪。怎么会弄错呢？从初中文化到高中文化，我经历了一条多么曲折艰难的路啊。

　　10年前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击碎了我所有美妙的幻想。

　　记得高小时，在许多类似“我的理想”的作文里，我为自己描绘了这样的未来：或者手里拿着采访本，走访那些值得人们敬仰、学习的人，并把他们的事迹公诸于世；或者在某个厂矿、研究所中，发明出世界最先进的机器，发现自然界的一个新定律；而且，那神秘遥远的星空，那波澜壮阔的大海，那巍峨高耸的大山....这一切都强烈地吸引着我，直至今天，我仍然毫不怀疑，如果机遇好，我是一定能够实现这理想的。然而，在那个红得发紫的岁月里，这一切都成了“黄粱美梦”。

　　文革末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结束了，新的厄运开始，我随着被批倒批臭的“臭老九”父母下放到了生疏的农村，从事力不从心的高强度体力劳动。

　　可是，我那时仍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进取心，况且父母都可以尽力教子了。因比，除了每天白天参加繁重的劳动外，晚上，我就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刻苦学习。不幸，这个自学的权力也很快被剥夺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我自学的目的是“妄想恢复失去的天堂”，不准我再学习。有一天，他就搞突然袭击式的检查：闯进门来，一把夺去我正在看的书，撕个粉碎，并且第二天还要把我父母批判一顿。但暴行不能毁灭真理，专制不能压倒顽强。我等到半夜人们熟睡之后，把窗户蒙上，悄悄地学习，直到鸡叫，才赶紧睡一下，天亮出工。可怜我那时只有16岁啊，怎禁得这样的劳累，结果大病了一场。

　　父母都流着泪对我说：“你是生不逢时，生不逢父母啊！”

　　　　　　　　　　　　（二）

　　终于，在农村，我等到了第一次全国高等院校招考，我狂喜。考试结果，我的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谁知，好事多磨难，一位当了生产队长的知青，由于答不出考卷题而在交的白卷上写了一封愤慨的“信”，这“信”在报上公开发表了，引起了全国范围的轰动，进而稍稍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位生产队长知青上了大学，而那些榜上有名的知青，统统取消资格，代之以“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那些大队、公社的有点权力的干部，纷纷趁机将自己的子女“推荐”上去，现在看来，他们倒真有点“先见之明”，尽管他们早已将知识批判得体无完肤。

　　我被大队支书指责为“做梦也想考大学的大学迷”，理所当然地被取消了上大学的资格，而他自己的那两个并不爱学习甚至不会四位数乘除法的儿女，就凭着一块“贫下中农子弟”的红牌子和手上的十个老茧，被大队“推荐”上去，成为趾高气扬的工农兵大学生。

　　我不怪自己没有“红爹妈”，因为他们为我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头上过早地出现白发便是见证。我也不怪贫下中农没有推荐我，因为他们并没有行使过“推荐权”，只不过是玩权的人借了他们的名义。我甚至也不怪那位生产队长知青，因为从“信”中看出，他的确有点才气（如果那“信”确实是他的原文的话），繁重的劳动和事务也的确使他没有时间看书，在考卷上发发牢骚是应该的。

　　我恨的是催残科学和文明的政治刽子手，我恨的是封建式的社会关系。

　　从那以后，我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和信心，把求学的愿望深深地埋葬在心底。

　　如今，春风已度玉门关，报上刊登的招生办法，不就是广开才路的“纳贤书”么？我怎能不报名呢？

　　周校长听了我的叙述，深为感动，坚决地说：“那你就报名吧。要是县招生办公室不同意，我可以帮你去说说！”

　　我感激地点点头。

　　那很久没有作声的红衣妹子忽然又发问：“你填报的是文科，为什么不报理科？”看得出她爱说话。

　　我生性不善于与妹子周旋，加上又有不很熟悉的周校长在旁，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定定地注视着她：红馥馥的苹果脸，水汪汪的大眼睛，白玉般的鼻子，小巧的嘴唇....虽谈不上“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却也光彩照人。她见我不回答光打量她，就害羞地低下头，好象后悔自己的多言。一会儿，她向周校长告辞一声，燕子般轻巧地哼着小曲走了。

　　我随即也告辞了。

　　一个星期后，周校长来到火车站，亲自把“准考证”送到我手里，亲切地说：“小于，现在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就看你的真本事了！”

　　我望望他，又望望“准考证”，激动不已，紧紧拉住他的手，向他道谢。他不好意思似地连连摆手：“这是我应该做的！”临走时，他邀我去听他们学校举办的公开辅导课。

　　我按时去了。

　　公开课的课堂设在学校操场上。灿烂的阳光下，不整齐地坐了许多伢子妹子，一个个仰着脑袋凝神屏息，就象虔诚的教徒在听牧师讲《圣经》。

　 “——夫战，勇气也，”一个洪亮的男声传来，“这意思就是，说到作战，是需要勇气的....”

　　简捷明了的解释立刻抓住了我的心。讲课者是一位30多岁的青年教师，穿着咖啡色的灯芯绒茄克衣，不时地用得意的目光扫视着面前的男男女女，用干脆利落的手势配合着抑扬顿挫的讲解。

　　我一边暗自赞叹着“一个天生的演讲家”，一边走到前面想找个座位，可是，只有一个红衣妹子坐的长凳还空着一半。我犹豫着，正巧那妹子转过头，对我嫣然一笑。

　　“啊，是你？”我失声道，认出她就是在周校长办公室见过的妹子。

　　　　　　　　　　　　（三）

　　“怎么，不敢坐？”她挑衅似地拍拍凳子，“这么封建！”

　　没办法，我硬着头皮坐下了。开始还感到有点紧张和不安，但很快就被讲课者吸引了。语文课后，上去了一位40多岁的数学老师，胖大身躯，方脸庞，深沉的目光，看得出是一个慈善且直爽之人。他一上场，我就听见有人在窃窃私语，说他是某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很有教学经验。

　　“我首先要讲的是，同志们要下功夫学好基础知识，熟记各种公式，不要热衷于到处去搞历年来的高考题。”　　名牌大学毕业的数学老师一边说，一边企图有气派地踱几步，可是立刻露了跛足的原形（据说因为这，他才没有被调到重点中学去），赶紧双手撑住当讲台用的课桌。临时学生们都嘻笑起来。他不以为意地挥挥手，并在黑板上写下一串公式，庄严地继续说：

　　“看，求证这个三角函数就必须有良好的基础。”

　　“这些题目你都能解得出吗？”红衣妹子仿佛是无意似地问我。

　　“大部分都能解。”我轻轻回答。

　　胖老师深入浅出愈讲愈精彩，红衣妹子兴奋得手舞足蹈，“好啊，这一节他讲得真好！”
　　“确实，到底是名牌大学毕业生，讲得透彻，使我茅塞顿开！”我这个人在忘形之时，总不免咬文嚼字。

　　她“扑哧”一笑，笑得动人，我不好意思地跟着笑。

　　听完课回去时，她正好与我同路。我长到这么大，没有单独和妹子并肩走过，因此浑身很不自在，老担心车站的同事看到后拿我开玩笑。她却兴致勃勃地讲东道西，一点也不在乎。到了一个岔路口，她站住了。

　　“到我们厂里去玩吧？”她含笑地对我说，我这才知道她在那条小路尽头的机修厂工作。机修厂离火车站只有四百多米，可谓紧邻了。我牛头不对马嘴地答道：

　　“可是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吗？叶芳，红花绿叶的叶，芳香扑鼻的芳。”她戏谑似地说着，挺大方地伸出手来，“你也应该讲出你的尊姓大名吧？”

　　我红着脸碰了一下她的手：“于浩，在火车站工作。”

　　“那，我以后登门拜访行不行？”

　　“那，就来吧，我欢迎。”我无意中学着她的语气。

　　我们相对会心一笑。

　　在婚姻问题上，我也曾为自己未来的妻子定制了一个标准性格：她应该是温柔的，文静的，端庄的，可是叶芳闯进了我的生活，以她的火热、奔放和天真，冲破了我的感情闸门，占有了我的心，推翻了我心中原有的偶像。这一切来得这么突兀、迅速，连我自己也吃惊。本来，象我这样不善于与妹子打交道的伢子，常因无话可讲而使双方陷入尴尬的境地，有经验的人告诉我，男的应该主动寻找话题，尤其是初识时至关重要。可是我与叶芳却完全颠倒过来了。听课后的第四天，她首先来访问我了。

　　“嘿，于浩，你好！”她走进我的宿舍，清脆地笑着说，“欢不欢迎我这个不速之客？”

　　“当然当然，欢迎....坐吧。”我几乎是嗫嚅着，很有点慌乱，不知该如何应付，幸好忙忙中没有忘记倒开水这个起码的礼节。

　　“哟，你还挺讲客气呢。”她接过茶杯放在桌上，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就开始审视着我的房间，目光最后落在书架上：

　　“哇，真没想到你有这么多书。可以看吗？”

　　我点点头。

　　她走过去，抽出一本书翻了几页，忽然说：“哎，《数学自学丛书》，这本书真好，怎么没看到书店有卖？”

　　我说：“文化革命初期买的。那时同学都在社会上冲锋陷阵，我没资格，便买了这些书自学。”

　　她顺竿儿爬上地又发出一连串的提问，如我父母干什么工作啦，是哪一年平反调回城啦，我又是哪一年招工来到这小火车站的啦……要是换了别人这么问，我一定会感到厌烦，可是在她面前，我就象在上帝面前一样诚实。我紧张而又详尽地回答了她的所有问题，最后她满意地笑了。蓦然间，她又在书架顶上发现了小提琴。

　　“你还会拉小提琴？”我点点头。

　　“来，拉一曲，我来唱。”她兴致勃勃地建议道。

　　我没有理由拒绝，只得问：“拉什么歌？”

　　“拉....《丽达之歌》！”

　　这是在当时青年人中流行的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插曲。我拉完了过门，她就毫不扭怩地唱了起来，声音很甜美：

　　　　你是我的心，
　　　　你是心灵的歌，
　　　　快来吧，
　　　　趁现在黑的夜还没散，
　　　　你快来吧，
　　　　你快来呀我的爱。
　　　　....

（待续）

      附记：这篇小说原准备发到长篇小说连载版块，无奈发了N次，总是说超过了2200字节（也就是1100个汉字），这么点点容量，还不够我的一章，如何发长篇？请我们的版主夜深人静兄反映一下，能否提高到5000个汉字（11000字节）？

难忘的一九七七（下）

（四）

　　“你知道我来找你干什么？”她唱完，开始言归正传，熠熠的目光直射在我脸上，我不得不避开这灼人的目光。

　　“我们成立一个复习小组好吗？”接着她就滔滔不绝地说，离考试还有半个月，我们可以有系统有计划地复习，又说，两个人复习可以互相促进，效果很好....我能说什么？只有不由自主地同意。

　　自此每天下班后，我就挟上书本到她宿舍去。在那散发着少女气息的兰室中，我感受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梦幻般的甜蜜。很快地，我就发现她非常敏慧，接受力和记忆力都极强，基础知识很扎实。令我吃惊的是，她竟只有高小毕业的“文凭”（她比我低三届）！我敬慕地望着她，在她那精致的小脑袋里究竟藏着多少知识呢？在她那极富线条美和弹性美的身体里究竟有多少青春的活力呢？她的每个声音，对我变得宝贵起来，都象甘霖一样洒在我的心田。并且，她又是一个狂热的文艺爱好者，她的舞跳得相当好，舞姿轻盈，娴熟，这是我偶然发现的。

　　那一次，我照例去敲她的宿舍门，隔壁一位妹子告诉我，她在礼堂。我到了厂礼堂一看，只见许多少男少女在热烈的舞曲中翩翩起舞。我想退出门，谁知她看到了我，立刻欣喜地奔过来，全然不顾同伴们惊讶的目光，热情洋溢地说：“你来了！正好，我们一起跳舞吧！”

    我惶惑地说：“离考试只有三天了，哪有这份闲心....再说，我也不会跳。”

   “我俩作伴！”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抓住我，天真地快活地说：“我教你，保证十分钟出师！”逗得那些妹子们都笑了。

    我愈加慌张，搂着她的软腰不知怎么办，她一边教我动作，一边说：“青年人哦，不要死钻书本，我最不喜欢书呆子。要热爱生活善于生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你说是吗？”她的神情活象一位小学老师在教导不懂事的学生。

　　我点点头——在她面前，我总是显得笨拙。

　　时间过得飞快。终于，我们迎来了生命史上有意义的一天。

　　12月17日，一个好天气。太阳似乎也挺高兴，一大早就在东方山巅露出亲切的笑脸。尽管冬日的寒气凛冽，可我激动得全身发热。这是盼望已久的一天，这是实力的决战。从跨出校门到今天迈进考场，已整整过去了九年（67届的初中毕业生实际上68年才离校）！现在，我将要象其它 570万考生一样，接受祖国的检阅：是否虚度年华？是否有能力担起四个现代化的重任？

　　我们这片地区的考场设在公社中学。叶芳在岔路口等我。今天她没穿喜爱的红装，而是穿着花色素雅的冬装，神态也是兴奋异常。象大多数临考的学生一样，她兴致勃勃地猜测着考试题，并谦逊地声明自己的希望不大。

　　学校操场上有十多个背着枪的民兵在巡走，在教学楼前的地面用石灰划了一条白色“警戒线”，意在阻止无关人员入内。好家伙，居然动用了武装民兵，无端地增加了几分紧张气氛。

　　试题在开考前一刻钟才从保险柜里拿出来当众折封。这时候，我就象一位临阵的将军，既激动又冷静，连自己也吃惊，十年没有经历这样的场合了，怎么会如此从容不迫胸有成竹？试题并不难，我一口气做完了，又仔细检查了一遍，然后提前半个小时交了卷。看看叶芳，她也显得很轻松。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呵呵，我们终于没有败阵，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挺身而出。

　　考试进行了二天。我是考的文科，共有语文、数学、政治、史地四门，语文中的作文题是：心中有话向党说。我估计没写好，因为我有个毛病，考试时写的作文大多不及格。

　　现在，我和叶芳都在焦灼地盼望着考试成绩公布，这段时间比考前的复习时期更使人紧张。日历一张张地撕去，1978年的元旦也过去了，仍然悄无声息，难道我们名落孙山了么？

　　1978年 1月17日，我休班在家，正拉着小提琴解闷，忽然叶芳跑来了，一见面就不顾一切地捶着我，跳着笑着，我立刻知道，喜事来了！果然，她拿出一张“初选通知书”给我看，高兴地嚷道：“啊，胜利了，胜利了！”

　　我忍住笑，说：“这还只是50%的可能，要等‘入学通知书’来了，才能宣布——我们胜利了！”

　　她噘噘嘴：“现在只剩下体检和政审两关了（笔者注：当时高考要经过三关：一、初选，相当于现在的上了录取分数线；二、体检；三、政审，什么家庭出身、父母有无历史问题、全家人在文革中的表现、本人的现实表现，等等，要将一个人的祖孙三代的所有事情都搞得一清二楚），这都没什么问题，你太多虑了。”

　　我没再说什么。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计划跟不上变化。

　　三天以后，我接到周校长派人送来的“初选通知书”，并告诉我第二天去县招生办体检。小镇的街上，用大红纸张榜公布了本镇入选考生的名单，共 8人，我排在第三，叶芳第四。我当时那个高兴哪，几乎要变成第二个范进了！

　　翌晨，叶芳和我一起乘火车到了县城。

　　在县招生办公室里，一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对我说：“你的事情真难办！想不到你们铁路上还有一些这样的干部！”

　　她话中有话，我忙问：“怎么啦？”

　　“这样的干部真不知一天到晚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年轻的女工作人员一提起铁路上的干部就似乎余怒未消，弄得我也为这些干部害躁了，“你知道，地方上的电话不能直通你们车站，我们想尽了办法才与你们分局的总机接上线，请她接通专管大学招生的领导。可她说，分局根本没有人负责这个事。我又请她接分局政治部，满以为找政治部主任大概会有办法....”

　　我打断她的话：“找政治部主任干什么呢？我听了半天不明白。”

　　“通知你来体检啊，要是到时没来体检就算自动放弃上大学，你说重不重要？”女工作人员解释说，“你猜你们那位主任怎么说？他说：‘这么点芝麻大的事也来找我？你以为我闲得没事干？这事不归我管！’他啪地挂上电话。我没有办法，又好言央求你们的总机帮我接通了管教育的科长。听教育科长的声音倒是个斯文人，但也是竭力推脱。他委婉地说：‘我忙得不可开交，哪有时间过问这件事！’少见，真是少见！”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得苦笑，心里明白，这类事情她少见我却不少见。

　　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又拿出一张《政审表》递给我，灵巧的小嘴快速地吐出一连串的嘱咐，大意是叫我把表交到车务段去签意见，千万不能再误日期。“记住，必须在四天内把表送来！”她加重语气说。

　　我诺诺连声，起身告辞，与叶芳一起去体检处。

　　下午 5时，全部检查完毕，我们找了家饭店吃了饭，然后顺着破烂不堪的街道慢慢向火车站走去。

　　“我们不坐火车，搭末班长途汽车回去吧？”我建议道。

　　“不，”她柔情地瞥了我一眼，“我姨妈就住在城西，今天我们到她家休息一晚，明早回去，行吗？”

　　我无条件地同意了。

　　一种异样的激情在轻轻地鼓动着我的心扉。我曾见过许多美丽的姑娘，可是竟没有一个能与眼前的她相比！每次一看到她，就象眼前突然出现了奇瑰的山光水色，令人快乐、忘情、浏涟难返。这是什么原因？我思索着，终于明白了：理想与爱情，同时在我的心中播下了种子。

　　夜幕徐徐降临，万家灯火将这小城点缀得灿烂辉煌。

　　　　　　　　　　　　　（五）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

　　1 月26日，周校长派人给我转来一封信，里面是一张纸条：
　　　　

　　　　于浩同志：

　　　　　　请务将政审表于25日前送交我办，不可有误！　　

　　　　　　　　　　　　县招生办公室　1978.1.24

　　我仿佛挨了一闷棍，目瞪口呆，半晌才问那人：“这信怎么今天才送来？”

　　那人歉疚地回答：“我和周校长昨天有急事去了，很晚才回，回来后才看到这封信，真是对不起。”

　　我敌意地望着他，觉得他甚至连周样校长都可憎之极！但冷静下来一想，怎能怪他和周校长呢？该诅咒的是车务段的官僚们！我从县里体检一回来，当天就将《政审表》“车递”（笔者注：铁路机构的一种内部信函传递方式）到车务段去了，还特地加以说明，请他们在24日前寄到县招生办去。谁知道这些官老爷们是怎么搞的！？我真的好想用最恶毒最肮脏的语言骂他们解解气！

　　那人好象要将功补过似的，为我出了一个主意：“你赶快自己去车务段拿，可能还来得及！”

　　我眼前一亮，对，只有这个法子了。送走那人，我马上找到叶芳，她听了比我还急：“今天就去！什么，没车？那么明天清早去。我正好有几天补休，陪你一起去！”

　　第二天早上，我跟站长请了假，与叶芳一道出发了。

　　车务段段部设在邻县县城的火车站，要坐三个小时的火车（只能乘慢车，我在的那个小站不停快车）。与自己心爱的妹子一起外出乘车，真是一件愉快的事。她的天真活泼，她的柔情安慰，使我暂时忘却了忧愁。

　　到了车务段办公大楼，我叫叶芳在传达室等我，自己就直奔“书记办公室”。上了楼，推开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定睛一看，房间里一个大铁炉烧得通红，正书记不在，副书记正靠在软绵绵的沙发上看报。听见门响，他抬头一看，不满地说：

　　“你为什么不敲门，嗯？”

　　我赶忙道歉，然后小心翼翼地问起《政审表》的事。那书记一边继续看报，一边淡漠地说：

　　“你没看见我忙得很么？再说，我也不管这事，你去别的办公室问吧。”

　　我只好退出，找到了油光满面的人事主任，他正在与一位老同事谈笑风生地打电话，听了我的来意后，只挥挥手，叫我去找工会主任（那时还不称工会主席）。

　　身材瘦小两颊没有一点肉的工会主任正在津津有味地啜茗，他耐着性子听我讲完，就定定地看住我和颜悦色地说：

　　“你参加工作不满五年，上大学就不能带薪就读，划不来啊。”

　　他很响地喝了一口茶，渍渍嘴，补充道：“你为什么一心只想考大学呢？真地还以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么？哈哈！”

　　我心里很生气，虽然强忍着，言语还是有些不恭了：“主任，现在的政治课不是你这样讲的。”

　　他大约没听懂，茫然地注视着我。我焦躁地说：“主任，我是来问你，《政审表》签好意见没有？”

　　“哦，《政审表》？没听说。”他修养好，毫不在意我的神态和语气，又津津有味地喝了一口茶：“既然是《政审表》，你应该去政工组问哦。”

　　我咬紧牙关，昏昏晕晕地又去推“政工组”的门。房间里烟雾腾腾，人声嘈杂，十几个人围着一盆木炭火正在打扑克，门打开了，居然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一下。我只得大叫一声：

　　“姜组长！”

　　喧哗声立刻停止了，二十几道目光“刷”地一齐向我射来。人群中站起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问：

　　“你找我？”

　　“我的《政审表》签好意见没有？”我冷冷地问。

　　“什么表？进口的吗？”他趁着稍憇之机大挖鼻孔。

　　“《政审表》，是考大学的《政审表》！”我满腔怒火直想喷发。

　　这次他听清了，把扑克放到桌上说：“暂停五分钟！我有点小事，不准偷看牌啊！”

　　他把我带到他的办公桌前，骚了骚头，迟疑地说：“噢，好象是有这么一张表，那次不知是谁给了我....唉，什么东西都要我签字盖章，好象我是签字机器，他们就晓得当官....好，你等等，我找找看。”

　　说着，他便拉开抽屉翻了个遍，没有找到，又拉开下面的小门，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搬了出来，还是没有找到。他抓抓头皮，又去开文件柜的锁，翻来复去，没有！

    他住了手，问“你是什么时候交来的？”　　“22日车递过来的。”我有些担心了。
　　他沉思一会，忽然气扬起手，朝那群又开始谈笑的男女大声说：“喂，你们有谁看到了一份《政审表》？”
　　那些人乱七八糟地回答“没有”，“谁管这个事，吃饱了没事干了？”姜组长不准备再找了，无言地盯着我，神情有些狼狈。

　　我心中陡然一凉：“弄丢了？”

　　他用手掌拍拍突出的额头，忽然走到墙边，伸手到挂在钉子上的呢子外套口袋里摸索一会，掏出一团皱巴巴的纸，打开一看，惊喜地道：“哈，原来放在口袋里，你看我这记性！”

　　我悬着的心落下了，忙问：“签好意见没有？”

　　“马上就签马上就签！”他急急忙忙地回到办公桌边。

　　“真是的，四天了，还没签意见....”我忍不住埋怨道。

　　“个人的事，等一下有什么关系。”他不以为然地说。

　　“等到什么时候？”我发怒了，“人家招生办公室在24号就要上报，今天几号了？”

　　“唉，我一天忙到晚，哪有空时间？”他提起笔正要写，忽然又停住，“哎呀，党委还没有批意见呢....”

　　我急了：“这是党委交给你的！”

　　“不行不行，”他头摇得象拨浪鼓，“没有书记的批示，我可不能作主，出了问题谁负责？这是制度，是组织纪律性，你晓得不？这样吧，你赶快去找书记批个字！”

　　我一句话也不想说了，接过表转身就走。可是副书记已经不在“书记室”了。我看看手表，12点，恍然明白，立刻跑到书记家。谁知书记家正在大宴宾客，高朋满座，劝酒声劝菜声响成一片。我大着胆子走进去，把《政审表》交给书记，请他批个字。

　　书记接过去看看，皱皱眉，说：“这事还要党委讨论....这样吧，今晚上我们研究研究，明天你来拿，啊？！”

（六）

　　我不敢妄说什么，只得退出来，到传达室找到叶芳，她一听也火了，拉着我要去找书记理论理论：“现在是什么形势，还这样的作风？这样的效率？”

　　我忙劝阻道：“算了，我的命运在他手里攥着呐！”

　　“真是岂有此理，”她余怒未息地边走边说，“我回厂的当天，厂里就签好了意见，第二天就把表送到招生办了。哪象你们铁路，眼看一件好事，要断送在他们的手里！”

　　我们在铁路招待所休息一夜。次日，我一大早就去找副书记，临时又生出许多的枝节，又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将意见签好。我和叶芳立刻到车站，一打听，客车是没有了，只得与货车的运转车长商量，搭上守车，走走停停，到达县招生办所在地时，已是夜色苍茫了。我们在街上随便买了几个馒头边走边吃，将近晚上九点钟时，终于到了县招生办。

　　招生办的那位女工作人员坐在炉火边看小说，看见我们，就站起来问：“你们....”

　　“我是来交《政审表》的。”我说。

　　“哦，你就是XX火车站的考生！”她失声叫出来，“就是你一个人没交了。我们还以为你临时决定不去上大学了呢。你等等，我去叫主任来。”说着跑出去了。

　　我和叶芳在长凳上坐下，两天的奔波真的使我们心身俱疲。

　　招生办主任是个瘦长个子的中年人，一进门，他就操着四川口音不满地说：“你咋搞的，到现在才交来？”

　　我只好简要地说了这两天的经历。

　　主任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政审表》说：“你们铁路考生真难处理啊。24日那天，我就打电话给你们分局有关单位，想请他们通知你快点送来，哪晓得根本无人问津，好象这次大学招生是外国的事。啥子法都想了，最后只好请周校长带便信给你。”

　　他徐徐地喷了一口烟雾，又说：“今天是几号了？28号了！我们25号就将所有的《政审表》连同成绩单送交了地区招生办，他们在昨天中午已送到省里去了！唉，你来晚了！”

　　我呆住了，竟不知如何是好！叶芳忙说：“主任，你能不能想法直接送到省里去呢？”

　　“不行不行，”主任连连摆手，“我们只能送到地区，地区还要审查，刷下一批人，再签意见。”

　　“那么，请你与地区招生办的同志解释一下，送去好么？”叶芳又说。

　　“这....好吧，我交去试试看。”他沉思了好一会才说：“不过按规定，这是不行的。”

　　我们道了谢，告辞出来，已经十点钟了，看来又得到叶芳的姨妈家去借宿了。

　　我郁闷地说：“叶芳，大概是我命运不好吧？”

　　她温柔地望着我：“别这么想，希望还没有绝望啊。”

　　“我心乱如麻，难受得很。”

　　“不要灰心，万一，万一失败了，还可以自学，还可以寻求别的奋斗之路呀。”

　　少女的话，具有磁石般的力量。在这寒冷的夜晚，她安慰我，鼓励我，分担我的忧愁我的怨恨，我真地好感谢她。我情不自禁地拉住她的手，站住了。街上静悄悄的，几乎可听见我们的心跳。

　　“你冷吗？”我一时找不出恰当的话。

　　“不，心里热得很。”她水灵灵的大眼睛闪着一种奇特的光。

　　巴尔扎克曾说：“坦白的爱情自有它的预感，知道爱能生爱。”从一个微小的动作甚至一个眼色，爱人们都能了解对方的心愿。我突然冲动地抬起她的手吻了几下，说：

　　“你进了大学以后，大概不会忘记我吧？”

　　她睥睨着我，含羞地把脸靠在我的肩头：“永远...不会。”

　　我用力抱住她，激动地轻呼：“叶芳，亲爱的，我的芳....”我重重地吻她的脸颊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很久很久，我才听见她耳语般地说：

　　“坚持，奋斗，你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理想。”

　　现在，时间已逝去三年了，我想上普通大学的愿望已永远不能实现了——年龄已超过了普通高校的报考范围。可是，电视大学和成人高考又在强烈地拨动我的心弦，我报不报名呢？

   秋水兄：此网我了解了，很遗憾，已经到了最大容量，续集只能以跟贴形式继续发表。将你的上下篇落到一起了！

    一江秋水在那个红得发紫的岁月里正值16岁青春年华，这十年浩劫击碎了他的理想，摧毁了他的“黄粱美梦”，因为他生不逢时，随着被批倒批臭的“臭老九”父母下放到农村。强烈的求知欲和进取心，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刻苦学习，得到疲惫的父母尽力指导教敏。因为受管制的“臭老九”父母，这个自学的权力也被农村支部书记剥夺了，在群众大会上宣布，自学的目的是“妄想恢复失去的天堂，把学习的书撕个粉碎。为此父母受到批判。专制不能压倒顽强，等到半夜人们熟睡之后，把窗户蒙上，悄悄地学习，直到鸡叫，才赶紧睡一下，天亮出工。16岁的秋水啊，怎禁得这样的劳累，结果大病了一场。父母都流着泪对他说：“你是生不逢时，生不逢父母啊！”。

    在求学的道路上，官僚作风贻误了你本应文革第一批进大学深造，也许，这件事影响了你的一生，命运跟你开了一次玩笑，你只好认命，值得庆幸的是，你遇到了你一生之中的知己叶芳，初恋是甜蜜的，不知道她是你现在的妻子吗？不用质疑，她—叶芳，就是你白头偕老的妻子，我还是担心，那年她有幸去了高等学府深造，环境改变少女多变的心，我不知道你们的后来。。。

          没有想到秋水兄年轻时期克服了常人难以克服的艰辛，这么多磨难和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