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年青时下放在湘西永顺县这片英雄的土地,它给我以深刻的记忆和熏陶。统治者给这片土地命名为“永顺”， 但这里的百姓民风强悍，从来不是俯首帖耳的顺民。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涌现过千千万万的革命英雄，也出现过许许多多的”草莽英雄”。

    在我们大队乃至整个公社，真正被众人发自内心敬佩的英雄是“老红军”。“老红军”是1934年跟着贺龙长征参加革命的，因为大家都习惯这样称呼他，渐渐地他的真名反而被人淡忘了，我现在也只记得他姓王。

      “老红军”有过令人称奇的人生。小时候因为家贫，十一二岁就给财主家守牛，守牛娃十四岁时听说保上捉了掉队的红军就好奇地跑到保公所来看。我下放的大队正处在当年贺龙带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线路上，当时的保公所就是后来的大队部。捉来的红军已经被绑在了公屋外面的大树上，听口音像是“江西老表”，也是个普普通通的作田人样子，穿一套洗得发白的蓝布军装，并不像传说的青面獠牙。抓红军的人既不是国民党军队也不是保长和保丁，而是当地的几个普通村民。因为闭塞落后排外，也许有反动宣传的影响，将这个红军战士绑在树上打骂。那红军战士操着外地口音宣传革命和抗日的道理，但没有人愿意听，他终于在血泊中永远低垂下了头。他的尸体后来被扔进了不远处的天坑，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才被当地政府收拾骸骨，在我们大队部旁、他遇难的地方修了一座无名红军烈士墓。抓他的几个村民死得只剩了一个，听说要追查凶手，自己一索子上吊了。

      守牛娃悄悄把红军战士的军帽揣进怀里，第二天的晚上他就朝着红军行军的方向追去，终于在第三天追上了队伍。首长把遇难红军的军帽戴到他的头上，他就成了一个小红军，踏上枪林弹雨的万水千山。是一个络腮胡子的老战士带着他过草地、爬雪山，天寒地冻里，来到甘南的戈壁草原上。红军在这里遭遇到马步芳骑兵的袭击，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络腮胡子”见地上有一个洞，一把就把小红军推进了洞里，嘱咐他别动，自己一屁股就坐在了洞口上。骑兵的马刀无情挥过，“络腮胡子”的血肉之躯被一挥两段。等小红军推开“络腮胡子”的半截身子爬出洞来，硝烟与马蹄声已经远去。

      部队留下了十块大洋，把小红军寄养在一户牧民的家里。那牧民只有一个名叫花儿的女儿，从此就多了一个儿子。四年的牧民生活，在手抓羊肉和牛奶的滋养下，我们的小红军渐渐长成了彪悍的青年，他与花儿妹妹一起在戈壁滩上打猎、在草原上纵马驰骋，也在耳鬓厮磨中培养了爱情。终于有一天，他离开了草原还拐走了养父唯一的女儿，他们双双私奔了，朝着延安的方向。养父追上了他们，花儿却挡住了父亲盛怒的鞭子，父亲只好长叹一声，目送他们越走越远。

      千辛万苦回到部队，部队却不再收留他，理由是他脱离多年。后来就参加了“大生产运动”的劳动队，日日夜夜纺羊毛。以后是重新进了王震老乡的三五九旅，才又恢复了军籍。之后，抗日、南征、北返、在彭德怀指挥下解放大西北，到五十年代，“小红军”已经是甘肃省军区后勤部的副部长了，他的妻子花儿也为他生下了三个孩子。

      1957年，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的老上级甘祖昌将军自愿回乡当农民，这新闻轰动一时，也触动了我们的“小红军”。一天，他把一家人叫到一起，说回湘西老家看看。上了火车才宣布全家回湘西当农民，就不再回兰州了。一家人都傻眼了：要走，也得收拾东西呀。他说：有两身换洗衣服就够了，别的东西用不着，还破费公家托运费，就这样一家人回到了贫瘠的山寨。

      我下放的时候，“老红军”一家已经回乡十来年了。我去过他家，政府出钱为他家盖了一栋很普通的“三柱四”的木柱瓦屋，很平常的陈设，唯一与老百姓不同的是，在那个年代他家就装了电话，摇把子的，一根铁丝电线翻山越岭连接到大队和公社。抓起话筒来，握住摇把一通猛摇，就可以听见那头接线员“喂喂”的声音。“老红军”还有一样不离身的宝贝就是半导体收音机，那在当年当地也算是稀罕物，舍不得让娃儿们摸的。“老红军”那时还担任着我们大队的副支部书记，不过他向来是不管事的，只算是个荣誉职务吧。他的妻子已经习惯了湘西的背篓，但仍是黑黑瘦瘦的，带甘肃口音，头上不包黑丝帕而系一块花头巾。看着眼前的背背篓的婆婆，我真很难把她与当年马背上的爱情故事联系起来。

      “老红军”的大女儿就嫁给了我们生产队的一位普通农民，生儿育女，和我们一样出工。只有儿子看得重点，读了中学，后来送到长沙，一直在湘江宾馆当厨师，前不久听说也快要退休了。“老红军”蛮不问政治的，有一次，我们知青闲来无事自编自演了一组文艺节目到各个村寨演出，“老红军”也坐在台下看。节目演完了，他还兴犹未尽，高声喊道：“再演一出你们长沙的《打铜锣》嘛！”我们说《打铜锣》是受批判的“大毒草”不准演，他说：“管它什么草，演出戏天不得翻！”因为我们有顾虑，又没有准备，终于没有如他的愿，这个愿是没有机会还了。

      在永顺，我还见过好几个老前辈，他们都如“老红军”的朴素，不栈恋权位，不贪图享受，不居功自傲、自命不凡,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功成身退、在平凡简单中默默终老的生活方式。问起他们为什么参加革命，他们都是很老实地回答你：“生活所迫”；问起他们为什么要解甲归田，他们回答说：“我们文化不高，只打得仗，当不得官，还是住在家乡习惯些。”

    “老红军”是奇人，也是凡人，他是我敬重的英雄。我很想把他的传奇人生写成小说，但力不从心，终于只能有这样简单的故事梗概，留给别人作素材吧。

                                                               二

    要说“草莽英雄”，当地不叫“土匪”而叫“杆子”，大约是指以梭镖起家吧，有点“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意思。其实那个时代，“草莽”和“革命”的界限分得并不清楚，反正都是民不聊生，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反抗官府。各人走的道路不同，“成者王侯败者贼”，在史书上也就分出了“草莽”和“英雄”。不过“盗亦有道”，他们大多是一诺千金讲义气的，只要不是像张平那样作恶危害一方，我对他们或多或少都还怀着几分敬意。

    在我们队上就曾出了个有名的“杆子”，诨名“扎笼客”，本是赤贫，靠为人挑脚背货为生，所以长年背一个极高极大的背篓，乡下叫“扎笼”，这就是他诨名的由来。据说，“扎笼客”没有营生时，到了摘茶籽的季节，就会到别人的山上去拣打落的茶籽。——我们那里的风俗：别人树上的茶籽是不能摘的，那是偷盗；而主人家没来得及摘，自然掉落下来的茶籽是谁都可以去拣的（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如此）。不过拣茶籽也不容易，要知道，滚落茶籽越多的地方就越是险峻，多半是悬崖峭壁边上，要不就是刺窠里。不是扯破了衣服，就是挂烂了皮肉，弄不好还会摔断手脚。“扎笼客”的眼力好，身手又格外矫健，所以他每个秋季都可以丰收。把拣来的茶籽卖到榨油的油坊里，他又可以换得几斗粮食或是置两身新衣服过冬了。

    “扎笼客”后来当了土匪部队的支队长，参加过解放前夕的“血洗沅陵”，是远近知名的头目，因此解放时在被剿之列。“扎笼客”是个神枪手，使一杆卡宾枪，百发百中，在拒捕中打死打伤了好几个解放军战士，所以上头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消灭他。“扎笼客”隐身山林，因为熟悉地形，躲过了多次围剿，甚至就从搜山队伍的间隙里溜走多次。因为在当地并无民愤，又多半沾亲带故，老百姓都并不积极追剿。直到有一次，军队与民兵联合搜山，“扎笼客”从掩身的草棵里看见不远处有穿着黄军装的身影晃动，以为又是解放军来了，顺过卡宾枪一梭子扫过去，身影倒在血泊中，顿时没了气息。虽然“扎笼客”这次又成功溜出了包围圈，但他这次却看走了眼，他打死的是一个穿着解放军送的军装的当地民兵！这一来，“扎笼客”的逃亡生涯就走到头了，打死了当地人，激起民愤，义愤填膺，男女老少加入搜山，布下天罗地网，“扎笼客”终于无路可逃，束手就擒，很快就被押解到离我们寨子不远的羊峰城集中公审枪毙了。

    “扎笼客”留下了许多故事，我到队上后，在田间地头特别是在那片“扎笼客”曾经藏身的茶垅里，“老班子”常讲起他的故事。我去的时候，“扎笼客”的女人还在，极健壮开朗的一位中年妇女，声音洪亮，开口打个哈哈，震得旁边的人耳朵发麻。她再婚后又生了三个儿子，都是虎背熊腰，队上没有谁敢得罪她。虽然后夫过苦日子也早饿死，但没有谁敢勾惹她。有一次，大家开玩笑说我们副队长与她一起“赶场”，多半路上有一腿，故意去问她，她翻了翻白眼，对站在一旁的副队长不屑一顾地说：“他？嗤——，又矮又小，真要有路也没得感觉，XX不晓得伸往哪一方去了！”叫大家笑弯了腰。

    在我们那里“跟过杆子”是不算什么历史问题的,住在我上坎的三舅娘就是三舅当年参加打沅陵时抢回来的，我打趣地问三舅为什么不抢东西抢人，三舅结结巴巴地说：“东、东西都被别人抢、抢、抢光了，只剩下人，没、没、没人要，就顺手带、带、带回来了。”虽说是抢来的女人，我看两口子还是很恩爱，和别人家没有两样。据说，解放后，土改工作组曾经动员三舅娘回沅陵老家去，可三舅娘已经舍不得三舅和几个孩子了，回答工作组说：“我是自愿被他抢来的。”工作组也就作罢了。

    也有从“草莽英雄”成为“革命英雄”的。我们的生产队长也是“杆子”出身，十二岁就跟着头目跑，特别勇敢不怕死。解放军剿匪时，两军激战，他愣是不退，反而站起身来，端起一挺机关枪对着扫射。解放军的子弹把他的衣袖和裤脚筒都打穿了，却没伤着他一点皮肉，最后是子弹打尽被缴械活捉的。因为他拒不投降，属于死硬骨干分子，本来是该与头目们一起枪毙的。部队首长看他年小，一问又是贫苦出身，就启发他的阶级觉悟，最后问他敢不敢参加志愿军去朝鲜打仗，他把脖子一梗，眼睛一鼓：“去就去，有什么不敢！”于是他就成了一名光荣的“保家卫国”的志愿军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白天躲飞机，晚上赶路，冲上抗美援朝的最前线。因为他吃苦耐劳又勇敢善战，在战场上立功入党，还当了班长。战争结束后，上级有意留他继续服役深造，培养少数民族军队干部，他却坚决要求复员回乡务农，照他的口白：“我们湘西的水都甜些。”我去的时候，他对我很亲热地说：“我从朝鲜回来，路过你们长沙，好大的廊场（湘西话“地方”的意思）！”他还告诉我一个笑话：省军区招待他们复员兵，摆了许多香蕉，因为没有见过，他连皮也不剥就塞进了嘴里。连说：“这就叫香蕉啊，涩涩的，不好吃！”出外当兵几年，乡音不改，只学会了一句外地人搭腔的话“是吧？”回到家乡，也想摆一摆见过世面的派头，无论谁说什么，他总要答一句“是吧？”家乡人听不懂，后来就给他取了外号叫“是巴”，本名倒没人叫了。我从本地习俗就称呼他“是巴大舅”，他也不生气，只是“呵呵”一乐。

    是巴大舅虽然大字不识，言语不多，但他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办事公道，事事带头，大家就推选他当了生产队长。他是队上起得最早的人，眼睛一开，人还在床上就拉开了嗓门：“出工罗——”大约每20分钟喊一次，一般要喊到第三次，社员们才慢慢吞吞地走出家门。那时候有句口头禅叫“上工如拉纤，收工如射箭”，对比是很强烈的。只有“是巴队长”从不使奸把滑，不管是犁田耙田，还是砍火畲挖生土、插秧打谷子、砍树挖瓢瓜，样样都带头苦干。他力大如牛，偌大的扮桶，他从不要别人抬，一丘田到另一丘，他把扮桶甩到肩背上，桶口朝天背起就走，挡谷子的扮遮也不取下，里面还留有几十百把斤毛谷子都不当回事，我们那里叫“背翻天印”。到了地方，一只手捏住扮桶角又一甩，扮桶又平平稳稳地到了田里，不是狠角色试都不敢试。“是巴队长”一双粗糙的大手简直就是一台砻谷机，抓一把稻谷在手心，使劲搓几下再摊开来，手掌上已经壳是壳，米是米。挖生土他不会唱挖地歌，会唱的可以轮流去敲锣唱歌，等于歇气，他只会下死力挖土，他总是挨着我一起，看我要落伍了，就挖过来几锄帮我，抬岩头就把索子尽往自己一头拖。

    那时复员军人除了过年县里有点慰问品之外没有别的补助和津贴，当生产队长也没有工资，只是到公社、大队开会可以记工分。他的老婆身体不好，孩子又多，生活比一般社员还要困难，但他从来不向上面叫苦伸手，也不像别人那样经常抽空请假搞副业。我去过他家，最宝贵的东西可能就是那只印着“最可爱的人”字样的搪瓷口杯了，他舍不得用，一直放在神龛上，他特意拿下来擦了又擦，给我盛水喝，还很不安地说：“你们城里人爱喝茶的，可惜我家里没有茶叶，只能喝口巴水了”（永顺管开水叫“巴水”）。

    可惜好人命不长，是巴队长不到五十岁就病故了，因为从来就没进过医院，也搞不清什么病，只知道是鼻子里长瘤子烂死的，现在想来可能是鼻咽癌吧。一回忆起“是巴大舅”，我就联想起湘西的岩石、泥土、青松翠柏，眼泪就不自觉地涌出来。他身上有着湘西人那种典型的朴实憨厚和勇敢坚毅，他永远是我心目中平凡的英雄。

                                                                      三

    在前两段文字里我说过我的知青下放地是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地方，介绍了“革命英雄”和“草莽英雄”。他们都不乏传奇的人生，但毕竟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了，今天我要记叙的是生活在当代的一位“另类英雄”。

    我们队上的郑CJ算得上一位青年才俊。他身材瘦小，相貌平平，也没有什么特长，在一般人的眼里无论如何与“英雄”联系不起来。CJ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因为排行第四，人称“四佬”，上面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四佬”的父亲在“大跃进”过后的苦日子里饿死了，我们队上那个时期饿死的人不少，惟独对于他的死，大家很少提及，仔细一了解，才知道是有原因的。

    那年月，队上许多人因为饥荒得了水肿病，腿和肚子肿得又黄又亮，一按一个坑，半天不能复原。就有人想出了治疗新办法：把水肿病人关进小谷仓里，下面架上生产队煮猪食的大铁锅，烧起火来蒸。用现代语言来归纳，大约应称为“高温高压脱水疗法”吧，也可以算是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一大民间发明。据说这办法开始很有效的，从谷仓里出来的病人肿消了不少，精神也好了不少，但治标不治本，好不了几天，病反而更加重了，有的很快就去世了，于是村寨后面的山坡上就陆续添了不少的新坟。

    县里和公社有干部驻扎在队上，他们的任务是宣传“三面红旗”、维护大好形势，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到后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制止饥民外出流浪，免得破坏城市和其他地方的大好形势，他们被授权必要时可以采取一切革命行动。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电影《焦裕禄》里就有过这样的情节，只到现在各地对于进省进京上访的老百姓还是这样做的，用现代语言来说，那叫做“看好自家的门，管好自家的人”。但是在我们队上，干部们基本上没有多少执行公务的机会，因为我们这地方人倔，虽然没有读过“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的圣贤之书，却很守着“自己饿死事小，辱没门风事大”的古训，绝没有人外出乞讨度荒的。粮食吃完了就采野菜、剥树皮，挖葛根蕨根、敲狗逮老鼠，找一切可以充饥的东西。人民公社的大食堂设在几里路外的大队部，一天两顿按人头定量供应一碗稀粥。为了喝上这碗稀粥，不少老者拄着棍子蹒跚往返在山路上，一口气上不来，就倒在了路旁。村里出了好几户绝户。这在湘西不是个别现象，苦日子过后，各县、各公社大多设立了“孤儿院”，收容的大多是父母在苦日子里饿死的儿童。

    “四佬”的父亲也得了水肿病，他不愿意去蒸谷仓，嫌气闷。他还当着队上的保管员呢，就偷偷用撮瓢撮了半瓢队上仓库的麦种回家，把大门关紧。铁锅鼎罐都被收去“大炼钢铁”了，就抓一把麦种埋在火坑的灰里，烧起火来。一会儿功夫，麦种就烧熟了，就用柴棍扒拉出来吃。他父亲吃得正香，他母亲在里屋闻到香气走出来抢吃，他父亲也是饿急了，不让，一只胳膊拦住，一只手加快了扒拉的动作。他母亲也急了，拉开大门就喊起来：“快来人呀，有人偷生产队的种粮！”他父亲被工作组干部一索子捆到大队部，一顿拳打脚踢再没有回来。我下放的时候，“四佬”的母亲还在，都是沾亲带故的，对于她“大义灭亲”的行为，社员们都不予以褒贬。

    “四佬”虽然家贫，但哥哥和两个出嫁到外村的姐姐很体惜他，供他读完了高中。因为“文革”期间停止了高考，他只能回乡参加劳动，等待机会，喜欢和我们知青混在一起，背几首古诗词，最喜欢《三国》、《水浒》，颇有以诸葛、吴用自许的意思。可出头的机会就是盼不来。那时候农村青年的机会大抵只有两种：要么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要么参军。“四佬”是高中生，书读得多，就有点鹤立鸡群、“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神气，因为与干部关系不好、劳动表现一般，几年都没有被推荐，参军又过不了体检关，整日一副不得志的样子。直到我们陆续离开村寨，“四佬”仍然没有甩脱锄头把。

    但“四佬”身上毕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潜质，他不甘于贫穷，不甘守平庸，常常做出一些不合常理的事，似乎命中注定他要走一条与父兄不同的人生道路。经过一番周密的打探和策划，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四佬”提一把柴刀来到省道公路边，持刀抢劫了过路的行人。他没有学习前辈用丝帕包了脸，也没有抹一脸锅底灰，反而向被害人通名报姓，因此很快就被抓走了。“四佬”很爽快地承认了罪行，正好碰上“严打”，判决很快，劳改三年。“四佬”表示认罪服法，只请求送他去吉首的劳改单位某汽车修理厂服刑，他终于如愿了。他早就打听清楚，那个厂里有一位师傅曾是国民党军队里的汽车兵，因犯事在厂里服刑，刑满后因孓然一身无家可归就在劳改厂就业了。老兵一手好修车技术，但脾气极坏，从不收徒传技。“四佬”见了老兵倒头就拜，敬为父执，天天端饭打洗脚水，也不知下了多少水磨功夫，真就让老兵收他为徒，尽心教授，“四佬”也是个有心人，到三年刑满，修车技术已是与师傅不相上下了。

    “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文化革命”已经结束了，对农民也没有过去管得死。“四佬”就在省道公路旁当年他持刀抢劫的地方搭起一间房屋来，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店。因为过往汽车不少，当时会汽车修理技术的不多，“四佬”的手艺又得过名师指教，店子的生意就日益兴旺起来。但他又不安心呆在这穷乡僻壤了。

    一天夜晚，“四佬”已经睡下，忽听有人敲门，原来是县交通局长的吉普车在离他店子几里路外抛锚了，打发人来请他去修车。“四佬”眼睛一亮，并不马上动身，却叫起所有的徒弟、帮工去把局长的车推到店里来。自己和老婆连忙烧火做饭，好酒好肉恭候着局长大人。局长的车半路抛锚又摸黑走了几里路，本来一肚子窝火，见“四佬”半夜安排、殷勤招待，也就转怒为喜了。 “四佬”腾出床铺请局长安歇，自己带着徒弟连夜修好了车，又准备了第二天的早饭。趁着酒足饭饱，“四佬”送局长上路，说：“局长，过几天我来县里找你。”局长满口答应了。不几天，“四佬”真去了县交通局，那时候开汽车修理店必须经交通局批准，“四佬”就把店子开到了县城，那生意也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

    几年后，“四佬”来了一趟省城，虽然天生又瘦又矮，但手里捏着个“大哥大”，背后跟着几个提包跟班的，就远不是当年跟牛屁股的气象。他说是来谈整车和配件连锁销售业务的，想把业务扩展到整个湘西和周边地区去。

    村寨上出了“四佬”这么个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有所作为的人物，我由衷感到高兴。湘西人常被人称为“湘西牛”，虽然有勤恳朴实的褒义，但也隐含着“因循守旧”、“脑子不开化”的贬义。“四佬”与老实巴交的父兄和乡亲们比较起来要算个“另类”，他当年为了学艺创业、跳出农门，采用了非正常的“孙子兵法”，那有时代的原因，也说明他的血管里仍流淌着祖先的血脉，他后来的成功更说明了湘西人的聪明智慧、灵活机变决不输给别人。“英雄莫问出处”，我期望在我曾经下放的湘西大山里走出来更多的英雄，新时代的英雄。

    [后记]  最近读了余华的《活着》，心有所动，便想起了知青时期的几位湘西乡亲，学习着用白描的手法写了这一篇文字，记录他们的经历。

                    二○○七年六月